“我们真的处在海拔四千米高度？”刘易斯问道。
“据说是。”
他摇摇头：“我不相信。不然我准眩晕了。”
远处，那高原如同冰川一般高峻，树木郁郁葱葱。从前我总觉得这像奇迹一般令人难以置信，而今我亲眼目睹了，它们变得如同法国的牧场一样自然。确实，这危地马拉高原，连同它那沉睡的火山、湖泊、牧场和那迷信的农夫，与奥弗涅山区颇为相似。我对这一切渐渐开始感到倦怠，可两天后我又很高兴地下山前往海滨。多么美妙的下山旅行啊！拂晓时分，我们抖抖索索地行进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路边是空气清新的牧场。渐渐地，早落性植物不见了，出现了一片片灰蒙蒙的植物，似海浪般高低起伏，那叶子硬邦邦的，如同上了釉一般。高山牧场披挂着晶莹的白色露珠，山脚下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安达卢西亚人村寨，村前村后长满了木槿属植物，盛开着叶子花。转了几道急弯之后，我们又穿过了几条并行的山道，最后置身于一片片香蕉种植场中。只见到处散落着一座座茅草小屋，一些印第安女人裸露着乳房在周围溜达。莫扎特南戈车站是一片集市，一些妇女坐在铁轨上，身边摆着裙子、小包和家禽。远处敲响了钟声，一些雇员开始又喊又叫，随着一阵古老的蒸气声和铁轨声，一列小火车出现了。
我们整整花了十小时才走完了与危地马拉相隔的一百二十公里路程。次日，一架飞机飞越了昏暗的山区和一条灯光闪烁的海岸线，用了五个小时把我们送到了墨西哥城。
“终于见到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一座新鲜事不断涌现的城市！”刘易斯在出租车上说道，“我就喜欢城市！”他补充道。
“我也是。”
我们预定了旅馆，旅馆里已经有信件在等着我们。我在房间里坐在刘易斯身边读着来信。如今我已经可以思念巴黎的生活而不至于产生某种行窃的感觉；如今我与他分享着一切，哪怕那些将我们彼此分离的东西。罗贝尔好像心绪颇佳，他说纳迪娜虽然忧伤但却平静，波尔差不多也已痊愈。一切都很好。我对刘易斯微微一笑：
“谁给您写的信？”
“我的出版商。”
“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想要我生活的详细经历。为了推出那本书，他们打算隆重宣传一番。”刘易斯声音阴郁。我用目光询问着他。
“这就是说您可以赚到大笔钱，是吗？”
“但愿如此！”刘易斯说。他把来信放进口袋：“我得马上给他们回信。”
“为什么要马上回？”我问道。“我们先去看看墨西哥城吧。”
刘易斯哈哈笑了起来：“一只那么小的脑袋！却有两只永远看不厌的眼睛！”
他在笑着，可他那声调中隐含的某种东西令我感到慌乱不安。“要是您讨厌出门，那我们就留下。”我说道。
“那您岂不太遗憾了！”刘易斯说。
我们沿着阿拉梅达大街走去。人行道上，一些妇女在编着巨大的花圈，还有一些女人在悠闲漫步；一家殡仪馆的门楣上欢快地闪烁着“阿尔卡扎尔”几个字；我们走过了一条宽阔的大街，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接着我们又进了几条杂乱不堪的小街小巷。初步看去，墨西哥城很惹我喜欢。可刘易斯忧心忡忡。我对此并不感到大惊小怪。有些事情往往一时冲动就突然决定，可面对一只要收拾的旅行箱或一封信，他常犹豫不决，一愣就是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我任他独自苦苦思索。一回到房间，他便坐了下来，面前铺着一张白纸。他微张着嘴巴，目光呆滞，酷似一条鱼。还不等他写出半个字来，我便昏昏入睡了。
“您的信写好了？”第二天早晨我问他。
“写好了。”
“您怎么那么讨厌写信？”
“我并不讨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啊！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是您的一个病人似的。去散散步吧。”
这个星期里，我们经常漫步。我们登上了高高的大金字塔，乘着饰满鲜花的小船游览，又在哈利斯科大街溜达，参观了可怜巴巴的集市场、舞厅、音乐厅，还在郊区游逛，在一些声名狼藉的酒吧里喝特甚拉白酒。我们还打算在墨西哥呆一段时日，用个把月时间参观一下这个国家，然后再回芝加哥住几天。可是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房间午休，刘易斯突然对我说：
“我星期四必须抵达纽约。”
我诧异地看了看他：“到纽约？为什么？”
“我的出版商要我去。”
“您又收到信了？”
“对，他们邀请我去半个月。”
“可您不一定非得接受邀请。”我说。
“问题正是我不得不接受。”刘易斯说，“在法国也许情况不一样。”他补充了一句，“可这里，一部书就是一桩买卖，如果想要赚钱，那就非得去管。我不得不去见一些人，参加一些集会，接受答记者问。这很没有意思，可情况就是这样。”
“您没有预先告诉他们您在7月份之前没有空吗？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推到7月份以后吗？”
“7月份是个不吉利的月份，要等得等到10月才好：可太迟了。”刘易斯烦躁地补充道：“我吊在那些出版商的钩子上过日子已经四年了。要是他们一心想要捞回本钱，我可没有法子阻拦他们。我也一样，如果想继续写我喜欢的东西，我也需要钱。”
“我理解。”我说。
我理解，然而我心里却感到一片空虚，真奇怪。刘易斯又笑了起来：
“可怜的高卢小丫头！只要不遂她的心愿，她就这么一副可怜样！”
我脸霍地红了。确实，刘易斯从来就是想让我高兴。他就这一次关心一下自身的利益，我不该有被耍弄的感觉。他无疑觉得我自私自利，所以他的话声才有点儿咄咄逼人。
“这是您的过错。”我说，“您太宠我了。”我嫣然一笑：“噢！在纽约城一起散散步挺美的。”我说道，“只是一想到要改变我们的计划，我精神上有点儿受不了，况且您事先都没有打声招呼。”
“那要怎么对您说呢？”
“我一点儿也不埋怨您。”我乐哈哈地说，用目光询问着刘易斯：“他们在第一次来信中就对您发出邀请了吗？”
“对。”刘易斯说。
“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知道您听了会扫兴的。”刘易斯答道。
他那笨拙的神态使我心里发软，现在我方明白他当时回信为何那般艰难，他是想尽量使我们的墨西哥之行能善始善终，而且打定主意，非要达到目的，从而认为没有必要引起我的不安。可惜他失败了。于是他现在便又尽力显出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我的惋惜感有点儿惹他生气。他这人宁愿气呼呼的，也不愿愁眉苦脸，我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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