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那青年传个话——倘能聚起百人以上“美化”论者，我去答辩。人多更好，别忘了“人自备话筒”，稍带为我备一支。
四
恰在“文革”中，我应感激的好人，给我留下的回忆最深。
复旦大学的老师不必再说。为感激他，我写出过《复旦与我》。
兵团总司令部宣传处的崔干事，一位六六届牡丹江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当年为关心我的处境，连续转车，兼程四月，还借了一身现役军装穿在身上，当着我们政治部主任的面说：如果一团不能照顾一下梁晓声的身体，我今天就将他带走。当时终日劳累于电锯流水线上的我，已累出肝炎而不自知。我写出了九万字的《又是中秋》，以纪念当年友谊。
作家林予，被打成“右派”后又打成“右倾翻案急先锋”，然与我不但成了忘年交，还是“思想同志”。
黑龙江出版社的肖沉，也是忘年交及“思想同志”。
我们复旦中文系的翁世荣、于成鲲、袁越、牛耕老师，皆对我关怀有加。
我老连队小学校的魏校长夫妻待我如亲弟，魏校长去世后我写过《致嫂子》。
我木材加工厂的上海知青刘鸿飞，当年知道我在复旦思想备受压抑，探亲假期间，陪我去他乡下的外婆家住了多日。我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整版的《上海好人刘鸿飞》，以纪念那份知青情谊。
《知青》肯定是我关于我当年的“同类”的最后一次创作——最大程度呈现“文革”伤害人性与人格的愿望我实现了；将知青们在极左年代寻找人性支点和人格底线的心路程也大致描画出来了。
对于我当年的“同类”们，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至于斥“滴”们，非是胸怀狭窄殊不能容，而是因为——人人都言网上语言暴力如何可怕，聚蚊可以成雷，攻击如排山倒海，故皆惧之，一旦遭遇，唯忍之。
我偏是不信邪的人。
于是挑战而已。
是的，我挑战网上肆意攻击的红卫兵遗风；统统上吧，我看究竟能咋的！
17. 拐弯抹角的“民意”
近日，读到《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以“你看好未来十年的中国发展吗”为题，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405名网友实施的在线即时调查；困惑顿生。
首先声明，我的困惑与调查本身无关。我认为不论“中青报”的调查中心还是两家网站，所做都是有必要、有意义之事。中国在许多时候需要类似的民情、民意调查。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此乃经常之事，并且极有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我所困惑的是调查所呈现的民意状态。
此调查的结果是：
一、最期待哪些领域的问题能够得到显著改善：
排在首位的是“医疗”；排在第六位的是“反腐败”。
二、最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问题依次是：
“贫富分化严重”、“权力不受制约”、“集团利益坐大”……
三、未来十年，公众最期待哪些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反腐机制改革”……窃以为，“显著改善”也罢，“阻碍发展”也罢，“期待改革”也罢，皆是“中国问题”。那么，同是“腐败”，为什么忽而排在第六，忽而被“权力不受制约”、“集团利益坐大”所取代，又忽而成了“反腐机制改革”了呢？
困惑于此也。
这使我联想到两本书、一句话。
第一本书是《中国人的气质》，一位是传教士的美国人明恩薄写的，初版于1890年。作者对我们中国人虽不无偏见和误解，但基本态度还是友善的。书中有一章标题是“拐弯抹角的才能”。举例介绍中国人不喜欢直来直去地谈问题，而善于拐弯抹角地表达态度。比如仆人向主人告假，言乡下的“姨妈”病了，决定辞职，真实的情况却可能是受另外某个仆人的欺负，希望有可能不愿放他走的主人去深入了解，掌握了真相，于是替之解决问题……
这个例子虽然比较“中国特色”，却并非唯中国才有的说话现象。其实，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作为中国人，窃以为，即使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还是经常拐弯抹角地表达意思，习以为常。
第二本书是《你到底要什么？》，苏联的一部小说，“文革”时期曾“内部出版”，供批判用。那时的苏联，权力也乏制约，腐败现象也比比皆是，公众尤其青年对国家前途感到失望与迷惘，却又无可奈何；于是产生了那样一部社会问题小说。
我所联想到的一句话是——在某电视台的一档音乐节目中，嘉宾问已经做了父亲的流浪歌手：“在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一首属于自己的主打歌曲之间，你首先要什么？”
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鱼与熊掌并非永远不可得兼。对于大多数人，只不过不可同时得兼罢了。
中国被诸社会问题所缠绕，公众首先希望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个问题。
如果，以上调查再深入一步，将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都列出来，那么将分别是：“医疗”、“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分配改革”。
看，“最”问题的问题依然在，但“腐败”已不知哪里去了，影子都与“最”不沾边了。
而我，经常听到的最多的民间声音，却恰恰是对腐败的深恶痛绝。故我一向以为，只要进行社会问题调查，“腐败”当必在一二之间。
为什么真切的往往最强的民间之声，一成调查结果，便大大地靠后了呢？
我再次声明，这样来问，也不是针对调查本身的。
我认为，情况可能是这样——更多的公众，受直接困扰的先是诸民生问题。其困扰难以排除甚或加剧的话，于是憎恶腐败的心理变得强烈甚而剧烈。
那么，最后的问题便是：
在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善了，看病不太难了；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有所提高了，退休金也增加了；收入分配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了，底层人过日子的钞票余额多了点儿……
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在往后若干年，逐步完成以上目标是可能的——果而如此，腐败问题究竟还是不是令中国公众“最”恼火的问题了？
抑或，问题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分配问题”：只要让我的日子也好过点，别人们的腐败我姑且不说了？
这个问题真的是个问题！
因为，倘大多数公众如此思维的话，便不配有一个不怎么腐败的国家。
18. 帝王思想中的“折光板”
在中国当代史上，毛泽东的伟人地位永远不可动摇。继孙中山之后，无人可与其相提并论。进言之，在中国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上，“毛泽东”这个名字，使历代帝王将相以及历代杰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摄政权威超越于一切中国帝王；他的军事谋略堪称中国的另一部《孙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后的今天，仍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头脑，尤其45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头脑，发生着先入为主的，同时又依赖难舍的影响。目前“忆毛”书籍和文章的形形色色的作家们、作者们，怀着对毛泽东各不相同的心态，试图达到三个目的：将毛泽东这位曾被神话的领袖“请下神坛”归于“凡人”加以看待；通过对毛泽东的追记“梳理”清楚中国共产党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的“内幕”；或者颠覆，起码动摇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人企及的伟大地位。这最后一个目的是最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企图否认毛泽东是伟人，正如蔑视泰山是大山一样，动念一出，先自离事实本质远矣。谁都可以认为泰山不是这样的山而是那样的山，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谁若否认泰山不是大山，那么他自己并不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必遭否认。当然，据我看来，这样的书迟早是会在中国公开出版的。伟人既逝，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渐成“历史人物”。伟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历史化了，也就没有了现实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一概起码的“公民权”可言，往往被当作“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谱”。但这肯定是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在中国发生的事。并且，仅仅是有可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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