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下旬的一天，母亲袖着手回到了家，脸冻红了，鼻尖上冻住着一滴鼻涕。她一进家门就把我叫到桌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让我找个小空瓶，将里边的东西装瓶里。我看出母亲双眼也红红的，分明哭过。纸包里是一手心那么多紫红色的结晶物，有指甲那么大，更多是米粒那么大的。我知道，那些东西便是所谓“朱砂”了。
母亲不知听谁说的，朱砂是可以治好哥哥的病的，于是四处借钱，求一位有门路的街坊给买到了。
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亲却对那些东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为买那一小包东西居然花了20多元！而20多元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而那20多元还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个人寄回家的钱维持！而父亲再多一元钱也没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问：“妈，不过了？”
母亲淡淡地说：“过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不用我操心？哥哥疯了，我就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吗？尽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我一边往一个空了的小药瓶里装那些所谓的朱砂，一边生母亲的气。
对于哥哥的病，我和母亲有不同的想法。母亲听人说，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只不过是替家属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罢了。我承认这基本上是事实，但我更知道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药，而这一点基本上也是事实。那么，我认为就完全不必为买药而借钱而白花钱了。但凡能凑足一笔钱的话，以求人将哥哥送去住院为好。若能那样，全家人起码可过一两个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这么想问题，说不定哪一天家里会被哥哥闹腾出第二个疯子来，而且那第二个也许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亲之间，经常发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实际上哪一种思想哪一条路线都同样不能使哥哥的疯病好起来，只不过是两种都无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罢了，也可以说是本质上毫无意义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
我还没将朱砂全部装入小瓶里呢，母亲又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酒票，给了我几元钱，命我去买回一瓶成瓶的酒来。我赌气将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滚落地上，朱砂撒了出来。母亲吃一惊。趁她弯腰捡时，我冲出了家门。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干冷干冷，估计超过零下30度了。当年的哈尔滨，每户每月发一张酒票、一张烟票。一张酒票可买一瓶酒，一张烟票可买两条普通烟。没有票只能在黑市上买，而在黑市上买烟酒是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不论买方还是卖方，被抓住了轻则被送入思想教育学习班，重则要被劳改。我家的烟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亲的公关成本。母亲经常向街坊邻居借钱，不维系良好的公共关系是不行的。对于母亲，也只能付出那么一点儿象征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节前的酒票，可以买到一瓶好酒。而所谓好酒，也不过就是一瓶酒浓度较纯、水成分少点儿的酒而已。我曾听母亲说过，那样的一瓶好酒，是要亲自送给替我家买到朱砂的街坊的，以谢人家的费心。我买到酒往家走时，心里不禁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好酒，好酒，我宁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让母亲送不成人！谁知那朱砂是真的假的，就那点儿值不值二十几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确值二十几元，想要靠那点儿朱砂治好哥哥的疯病，明摆着是愚蠢的嘛！母亲，母亲，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我主张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呢？
那好，我要将这瓶好酒喝光！
心里这么想着，张口就咬瓶盖。当年牙也结实，轻易就将瓶盖咬了下来。还没喝呢，浓烈的酒味已通过鼻孔刺激出了两行眼泪。但我意已决，不肯作罢，用衣袖揩去眼泪，闭着双眼，咕嘟喝了一大口！
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才18岁，此前一滴酒也没沾过。我父亲从不饮酒，似乎连闻到酒味都会微醉起来。我分明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注定是个酒精过敏的男人。
但当时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里像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从嗓子里冒出一股浓烟似的，连眼窝里都感觉被烟火烤热了。我赶紧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着酒瓶的细脖子，右手攥一团雪，不时地仰头咕嘟灌一大口酒，紧接着吞一口雪。
那时是下午三点多钟，中午吃的一个窝头已被胃肠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对胃肠的刺激是那么的凶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镪水儿。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后我是绝不会再喝第二口的。冰凉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肠，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暂时变得还可以忍受。
那对于我纯粹是一种自虐。
如果说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时，我还没丧失理智，只不过企图通过那种自虐般的方式对母亲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表示抗议，那么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后，我的理智渐渐丧失了。我不仅想一醉方休，还进而想醉死拉倒。并且，我的抗议心理，由起先只不过是对于母亲而转向对于贫穷、对于“文革”年代了。18岁的我当时已在中学时期参加过几次下乡劳动了。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眼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贫穷现象。仅以我家住的那一条脏街为例，如果不是由于我的哥哥疯了，我家的生活还算不上最困难的呢。我的男同学中，有人不享受几元钱助学金是根本上不起学的。街头街尾有的人家的屋子，简直就形同土坯垒的一个窝。而在农村，广大农民每个工分才合几分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欠下生产队的钱，那是一点儿也不稀奇的事。有的农民家，穷得十几年换不起一领新炕席，每年发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发，因为穷得没钱买新布！
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对治好我哥哥的疯病绝望了，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几乎彻底绝望了：它十几年没给我的父亲涨工资了；它使我哥哥之复学成为破灭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学也找不到一份哪怕只能挣少得可怜的钱的工作；它使从城市到农村贫穷景象随处可见；现在它又使工厂停工，农业生产遭到人为干扰，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那会儿，丧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决绝一念，想要通过一瓶烈性的酒与它了断一切关系，我想到了“鱼死网破”四个字。
“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就是网纲；“目”就是网眼。好大的一张网，那网眼又是那么的细密！而18岁的、对个人命运完全寻找不到方向的我，仅从年龄说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鱼”。我对于那张将我收入其中的巨网是无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网而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我这一条不大不小的鱼起码还可以选择死！
我不知我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总之我趴在炕上，头耷拉在炕沿前呕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后来吐出的胃水发绿了，那是因为连胆汁也在吐着了。
52书库推荐浏览： 梁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