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的中国人_梁晓声【完结】(53)

阅读记录

  12月下旬的一天,母亲袖着手回到了家,脸冻红了,鼻尖上冻住着一滴鼻涕。她一进家门就把我叫到桌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让我找个小空瓶,将里边的东西装瓶里。我看出母亲双眼也红红的,分明哭过。纸包里是一手心那么多紫红色的结晶物,有指甲那么大,更多是米粒那么大的。我知道,那些东西便是所谓“朱砂”了。

  母亲不知听谁说的,朱砂是可以治好哥哥的病的,于是四处借钱,求一位有门路的街坊给买到了。

  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亲却对那些东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为买那一小包东西居然花了20多元!而20多元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而那20多元还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个人寄回家的钱维持!而父亲再多一元钱也没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问:“妈,不过了?”

  母亲淡淡地说:“过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不用我操心?哥哥疯了,我就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吗?尽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我一边往一个空了的小药瓶里装那些所谓的朱砂,一边生母亲的气。

  对于哥哥的病,我和母亲有不同的想法。母亲听人说,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只不过是替家属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罢了。我承认这基本上是事实,但我更知道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药,而这一点基本上也是事实。那么,我认为就完全不必为买药而借钱而白花钱了。但凡能凑足一笔钱的话,以求人将哥哥送去住院为好。若能那样,全家人起码可过一两个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这么想问题,说不定哪一天家里会被哥哥闹腾出第二个疯子来,而且那第二个也许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亲之间,经常发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实际上哪一种思想哪一条路线都同样不能使哥哥的疯病好起来,只不过是两种都无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罢了,也可以说是本质上毫无意义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

  我还没将朱砂全部装入小瓶里呢,母亲又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酒票,给了我几元钱,命我去买回一瓶成瓶的酒来。我赌气将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滚落地上,朱砂撒了出来。母亲吃一惊。趁她弯腰捡时,我冲出了家门。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干冷干冷,估计超过零下30度了。当年的哈尔滨,每户每月发一张酒票、一张烟票。一张酒票可买一瓶酒,一张烟票可买两条普通烟。没有票只能在黑市上买,而在黑市上买烟酒是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不论买方还是卖方,被抓住了轻则被送入思想教育学习班,重则要被劳改。我家的烟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亲的公关成本。母亲经常向街坊邻居借钱,不维系良好的公共关系是不行的。对于母亲,也只能付出那么一点儿象征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节前的酒票,可以买到一瓶好酒。而所谓好酒,也不过就是一瓶酒浓度较纯、水成分少点儿的酒而已。我曾听母亲说过,那样的一瓶好酒,是要亲自送给替我家买到朱砂的街坊的,以谢人家的费心。我买到酒往家走时,心里不禁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好酒,好酒,我宁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让母亲送不成人!谁知那朱砂是真的假的,就那点儿值不值二十几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确值二十几元,想要靠那点儿朱砂治好哥哥的疯病,明摆着是愚蠢的嘛!母亲,母亲,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我主张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呢?

  那好,我要将这瓶好酒喝光!

  心里这么想着,张口就咬瓶盖。当年牙也结实,轻易就将瓶盖咬了下来。还没喝呢,浓烈的酒味已通过鼻孔刺激出了两行眼泪。但我意已决,不肯作罢,用衣袖揩去眼泪,闭着双眼,咕嘟喝了一大口!

  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才18岁,此前一滴酒也没沾过。我父亲从不饮酒,似乎连闻到酒味都会微醉起来。我分明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注定是个酒精过敏的男人。

  但当时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里像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从嗓子里冒出一股浓烟似的,连眼窝里都感觉被烟火烤热了。我赶紧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着酒瓶的细脖子,右手攥一团雪,不时地仰头咕嘟灌一大口酒,紧接着吞一口雪。

  那时是下午三点多钟,中午吃的一个窝头已被胃肠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对胃肠的刺激是那么的凶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镪水儿。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后我是绝不会再喝第二口的。冰凉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肠,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暂时变得还可以忍受。

  那对于我纯粹是一种自虐。

  如果说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时,我还没丧失理智,只不过企图通过那种自虐般的方式对母亲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表示抗议,那么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后,我的理智渐渐丧失了。我不仅想一醉方休,还进而想醉死拉倒。并且,我的抗议心理,由起先只不过是对于母亲而转向对于贫穷、对于“文革”年代了。18岁的我当时已在中学时期参加过几次下乡劳动了。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眼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贫穷现象。仅以我家住的那一条脏街为例,如果不是由于我的哥哥疯了,我家的生活还算不上最困难的呢。我的男同学中,有人不享受几元钱助学金是根本上不起学的。街头街尾有的人家的屋子,简直就形同土坯垒的一个窝。而在农村,广大农民每个工分才合几分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欠下生产队的钱,那是一点儿也不稀奇的事。有的农民家,穷得十几年换不起一领新炕席,每年发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发,因为穷得没钱买新布!

  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对治好我哥哥的疯病绝望了,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几乎彻底绝望了:它十几年没给我的父亲涨工资了;它使我哥哥之复学成为破灭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学也找不到一份哪怕只能挣少得可怜的钱的工作;它使从城市到农村贫穷景象随处可见;现在它又使工厂停工,农业生产遭到人为干扰,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那会儿,丧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决绝一念,想要通过一瓶烈性的酒与它了断一切关系,我想到了“鱼死网破”四个字。

  “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就是网纲;“目”就是网眼。好大的一张网,那网眼又是那么的细密!而18岁的、对个人命运完全寻找不到方向的我,仅从年龄说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鱼”。我对于那张将我收入其中的巨网是无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网而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我这一条不大不小的鱼起码还可以选择死!

  我不知我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总之我趴在炕上,头耷拉在炕沿前呕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后来吐出的胃水发绿了,那是因为连胆汁也在吐着了。

52书库推荐浏览: 梁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