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队时，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进入一家小饭馆，说今天是全中国人民都万分高兴的一天，咱俩怎么也得喝点儿啊！
我知道当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种问题，但究竟什么问题，从没问过，不清楚。我还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问题，他早已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了。虽然他不可能再成为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团员了，但我想他是有个人理由高兴的。
那一天，我也特别高兴，确实有种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思想获得解放的感觉。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说：“那就喝点儿吧。”
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开第十一瓶啤酒时他居然还没喝倒！我只喝了一瓶半，那么他喝了九瓶半！期间去了一次厕所，回来跟没事儿似的。但我却是在他一劝再劝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俩离开时，我几乎站不起来了。天已黑了，他搀着天旋地转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里时，我迈不动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吸起烟来。
当他将我送到复旦大门前时，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虽醉了，却没吐。那是我唯一虽醉无悔的一次，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从没那么高兴过。
后来，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11年多的时间里再没沾过一滴酒，不论何种酒。
再后来，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不久，父亲的去世使我经历了亲情重创。我其实并没机会怎样地孝敬过父亲，我极怕对母亲同样丧失此种后悔莫及的机会，再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给发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陪饮。
孰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
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亲却幽幽地说：“放一边儿去，我不喝。你父亲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里，你又患过肝病，饮酒对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么意思呢？听妈的，收起来吧。”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粮液”又按上了盖子。来年夏季，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张福俭开着车来找我。他是《求是》杂志的发行处处长，预先跟我约好的，要载我去与另几名兵团战友相聚，而我将约好的事忘了。
那时快到中午了。
我为难地说不能去了，得做午饭，做好了也不愿将老母亲留在家中独自吃饭。
那一年母亲78岁了。
福俭说：“做什么饭啊，让大娘一起去嘛！”
我问母亲愿不愿一起去？
母亲乐了，说愿意。
78岁的母亲，已腿软，很少下楼到户外去了。那时，母亲高兴的样子使我这个儿子意识到，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没尽好儿子的义务啊！母亲又不是只鸟，怎么可以整天被关在家里呢？再忙也得经常陪母亲到户外活动活动啊！就从今天开始啊！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态：“妈，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点儿酒，我也要陪您少喝点儿！”
坐在车里的母亲，从摇下玻璃的车窗望着街景，脸上的表情可高兴、可神气啦。
聚餐地点在一家清静的小店，选在那儿主要是为另几位兵团战友考虑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们下午还须上班，那里离他们的单位近。
小店的空调开得极低，我有颈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进门，顿觉周身僵紧，连打了几个寒战。
有人居然还带去了一瓶茅台！
我对母亲说：“妈，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亲是听说过茅台的，乐得合不拢嘴。
一小盅酒刚刚咽下，相聚的愉快气氛刚刚开始，我又连打几个寒战，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离座，却已迟了，没能跑到外边吐去，吐在了一个墙角。如果只吐在一个墙角，还则罢了。那是神经性呕吐，根本没办法忍住的。紧接着，连另外三个墙角也吐脏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几乎全湿了。包括母亲在内，大家都目瞪口呆。
局面变成了那样，聚餐根本没法进行下去了呀。别说聚餐没法进行下去了，就是饭店的服务员也非常不高兴啊！一边捂着鼻子清除，一边埋怨不止。福俭赶紧脱下他穿在衬衫里边的背心给了我，我天旋地转地又坐入车里，福俭嘱咐司机一定要扶我和母亲上楼。那次聚会是他张罗的，他不能也随之一走了之啊！我与母亲坐在后排，我觉出母亲握着我一只手。我说：“妈，对不起，儿子今天太扫您兴了。”母亲说：“别说话，安静着，妈心疼你。”
我扭头看母亲，见母亲脸上淌着泪了。
母亲的手一路都握着我的手。
那以后，母亲背着我，将家里的几瓶酒都送给邻居了，有时客人拎来一瓶作为见面礼的酒，母亲也会出面恳拒之。于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无饮酒者之家”。单位夏季发箱啤酒，我也干脆不往家搬，当场分给同事们。
两年后，母亲回哈尔滨，轮住弟弟妹妹家中。
又两年后，母亲病逝于哈尔滨，生前没再提过一个“酒”字。
如今的我，在应酬场面上，也居然能喝一两小盅白酒了。但诚实地说，仍不能感觉到酒本身带给我的乐趣，总希望从从容容地、缓斟慢饮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样独饮，也不是想与三五好友共饮，而是希望能只与一人对饮，饮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亲啊！
9. 父亲与茶
父亲是从不饮茶的。
我想，他年轻时大约也在什么场合饮过几次茶的吧。当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结果再就畏茶如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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