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酒于父亲也是如此。
1963年冬季，春节前，父亲从四川辗转数千公里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最后停驻地，他背回了一个自己缝作的特大的帆布袋，里边剩有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大米面馒头、三双从工地上捡的劳保鞋、十几双线的劳保手套、四顶兔毛帽子、几件毛线背心、五十来斤四川大米。父亲背着这些东西，首先要从山岭间搭来往于工地的运输卡车去到乐山；再从乐山乘长途公共汽车到成都；从成都乘列车到北京；从北京转乘列车到哈尔滨。
当年的中国列车，最快时速也就80公里，而通常的时速是60公里。从四川到哈尔滨，父亲经历了五个整天。一名建筑工人的探亲假是不能享受卧铺的。当年一名乘客即使买的是有座票，在长途列车上其实无座可坐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因为当年列车超载很正常，有时超载人数甚至过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车车站干脆售的就是无座票。
春节前是客运高峰时期，许多要赶回家过春节的人能买到一张无座票已觉相当幸运。正是列车经常严重超载的时期，列车上往往这么广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车由于超载，决定取消座号，请乘客们发扬社会主义风格，互相谦让，轮流而坐。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成年人应该照顾老弱病残及儿童……”
父亲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之一员，他一路上当然会自觉发扬社会主义风格。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五个整天里他肯定经常是站在列车里的。
父亲回到家里时，双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却那么高兴。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馒头中，有半个上边留下了父亲的牙印。三双劳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只都有磨破处，也都被父亲用皮片儿补好了，那是他从工地上捡的，带回来给我、哥哥和三弟穿。三双由父亲补过的劳保鞋，对于我们兄弟三人的脚都未免太大了。线手套也是父亲从工地上捡的，也都由父亲补过了。而毛线背心，则是父亲将捡到的但破得没法补的手套拆成了线，再用染料染了，一针针织成的。有母亲一件，还有妹妹一件。四顶兔毛帽子却是新的，是列车经过西北某站时父亲在站台上买的，我们兄弟四人一人一顶。父亲最后从大帆布袋里取出的是一个牛皮纸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纸包那么大。
他将纸包递给母亲，叮嘱说：“这是茶，在咱们东北是稀罕东西，哪天要分给邻居，放好，千万别沾水。”
1963年我已经14岁了，还没见过茶。但从读过的小说里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饮料。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将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红纸包好。红纸是我替母亲买的，5分钱一张，母亲让我买了两张。母亲本是要用红纸亲手做拉花的，而父亲坚决主张用红纸包茶，说那才显得心诚。我在一旁裁红纸时，母亲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话。母亲陪着父亲，挨家挨户将茶送给邻居，回家时都满脸高兴，我想那足以证明，收到茶的邻居们也是都很高兴的。初一上午，全院孩子们大串门儿。在我们那个大院儿，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辈开始的。
一户邻居家的大婶问我：“除了茶，你爸还带回了什么好东西呀？”随口一问的话。
我说：“还带回了五十多斤大米呢！”也是随口一答的话。
就见大婶和大叔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那是一户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
我当时觉得大叔、大婶的眼神很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家的女孩来到了我家，将用红纸包着的茶原封不动退送给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妈说，她家没人喜欢饮茶，好东西别白瞎了。
在我看来，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几年也见不着一次茶的哈尔滨人，对待并不留下吃饭的客人的礼节分为三个等级——白开水、白糖水、红糖水。至于茶，其实并不比红糖水的规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欢饮，再给我家送回来挺自然的。女孩走后，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
父亲说：“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
母亲说：“一向处得很好啊！”想了想，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
父亲一拍脑门说：“错！错！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
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水稻严重减产。全哈尔滨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他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
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后悔极了，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
母亲说“行了”，父亲嫌太少，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使父亲犹豫不决了。
母亲说：“只送给一家，其他几家不送，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来了在先，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都不尴不尬的？”
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户两三斤，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尽管，大米只不过是四川糙米！
米最终没送。
那包茶，母亲后来送给了别家。
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并没因而出现裂痕，但两家的大人孩子，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只不过都尽量掩饰。
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
从此，我与父亲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仅两个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为父亲只不过在“扫盲”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仅一页纸而已，字体大且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总是难免犹豫不决。
1971年，也是春节前，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却没成行——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建设任务紧张，请不下假来。”
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我们父子二人已8年没见过面了。而母亲在8年中，已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信上说是花8元钱买的头季芽茶，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那一年我已22岁，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40元，自己又节俭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却居然用8元钱买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
那天，哥哥疯着，母亲关节炎很重，三弟也下乡了，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贵了。
“动力之乡”在郊区，我家离那儿有三十多里，且交通不便。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下车后开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二十来里，才终于到达“动力之乡”。在那一带，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远。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因为当年的“动力之乡”，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着一栋栋高楼、一排排平房，沮丧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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