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的中国人_梁晓声【完结】(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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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时,天已黑了。而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许久,母亲才缓过神来,惴惴不安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急着求人帮忙化解,不然会舍得花8元钱买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这可咋办?儿子这可咋办啊?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

  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对母亲内疚地说:“妈,别急成这样。急也没用,由我写信告诉我爸。”

  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8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回到连队,我才给父亲写信。我在信中实话实说,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再接着,批评父亲粗心大意,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最后,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是否超出了自己克服不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并没超出,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那些话,反倒有一种儿子教训父亲的意味。

  1971年整整一年内,父亲没回信。我明白,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他生我气了。

  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亲,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

  父亲已秃顶。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也唯有此点,仍能显出他倔强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

  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一个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

  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他却一意孤行,没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

  一路上,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因那么一来,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更没训我,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一个好人”的家,却没找到。那天很热,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惹得父亲光火起来,站在路旁冲我吼:“我是你父亲!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声顶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我有权知道!”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团圆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我往列车站送他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当然就会告诉你。但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妈,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

  父亲将他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话,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当时,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而父亲已经退休了。父亲是63岁才退休的,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晚退休3年。

  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便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我提醒父亲:“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罢。明明找不到却非去,何必呢?”

  父亲表情深沉地说:“有新地址了。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

  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设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

  父亲讲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个“红五类”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声说:“爸,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父亲说:“那不行。我如果承认了,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我如果承认了,咱们家不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家庭了?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我如果承认了,继续逼我揭发别人,那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诬陷在我头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认。”

  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我和父亲并没再去“动力之乡”,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在一块木碑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姓名。父亲说:“就是他,咱们山东的一个人。也是我17岁那年到东北以后,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汉奸特务’。那时他自己也进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他说,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对我的隔离审查,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咱们家才没成为‘黑五类’家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

  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

  我说:“爸,这么放这儿不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

  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我和父亲一样,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

  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

  如今,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而且包装越来越考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奢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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