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宗英老师，您气色很好。”
她笑了。
我放下果篮，坐在了她旁边。
她说：“何必还带水果呢？”
她气色确实很好，也许因为住院久了，面容特别白晳，然而嘴唇却极红润，如婴儿唇。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在阳光下白得圣洁。我曾听翟俊杰说，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她必定是要化一番淡妆的。这符合她的待人原则，体现着待人细节和对人的尊敬。然而我看出那日她并没化妆，以素面见我，证明她并没将我视为访客。她穿的却并非病服，而是一身完全可以在面对公众的场合出现的正式装。
我说不好意思空手来，也不知她爱吃哪种水果，就随意选了几种。
她说她几乎仍喜欢吃一切水果。
见我放在果篮旁的纸袋里有几本厚厚的书，她问：“是你的书吗？”
我说：“是。已经签上了名，要送给赵劲。”
她说：“为什么是送给赵劲的，不是送给我的呢？我比他爱看书。”
我说：“您应该少看书，看书久了也会伤神，不利于养病。”
她说：“我们这种人几天不看书，会活得找不着北的，是不？”
我不禁地笑了。
她居然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明白是在要袋里的书，遂劝道：“这几本书都太厚，还是不留下吧。”
她却认真地说：“你的作品，并且都带来了，怎么可以不留下给我看？我先看，赵劲后看。我从不嫌书厚。”
我只得将书取出递给她，而她一一接过，摞在床头。我觉得，我一走，她就会拿起一本看的。几本书中有上、下集的《知青》，我向她讲起了关于《知青》之创作、播出的一波三折以及引起的讨论、争议。
我问：“文学是人学，您怎么理解呢？”
她不假思索地说：“人性之学。”
于是我们讨论起文学、文化与人与社会之诸关系来。两张病床之间的布帘被只手一挑，另一张床上的阿婆欠身向我们望过来。
黄宗英扭头笑问：“没影响您吧？”
阿婆笑道：“你们文化人脑壳里装的事体可真多。”
一句话使我和宗英老师都笑了。
我认为，归根结底，文学及文化应引领人性向善，再向善，永远向善，这种文学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尤其重要。
她点头同意我的看法，随即说：“我正是这么一路写过来的。现在也仍每天写几页。”
这使我惊讶，问：“这里怎么写呢？”
她说：“将那块硬板垫在膝上写。”——她的枕下，露出半块薄薄的合成板。
我说：“会得颈椎病的。”
她说：“反正已经得了，我前不久在《新民晚报》开了专栏。”
我问有没有报，想看。
她说没保留报，因为已经出书了。
我说：“那您可得记着让赵劲给我一本。”
她说：“这就有。”——让阿姨从小柜里给我找出了一本。
这时赵劲提前来了，递给她一支笔，替我说：“那得给晓声哥签上您的名。”
她说：“不用这支笔。”
于是阿姨递给她一支便携毛笔。
她出版的新书的书名是《百纳衣》，她用便携毛笔为我签下了一行字是“晓声贤弟存念”。我接过一看，笑道：“怎么弟子又变成了贤弟呢，我和赵劲他们是平辈呀，今后赵劲岂不是不能叫我晓声哥了？”
她一时孩子般地无措起来，默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笑。
赵劲问：“妈你还有手稿没有？”
她指指窗台。
赵劲便从厚厚一摞报刊中翻找出了几份手稿，比来比去，最后选中了一份，扭头对我说：“哥，你就要这份吧！你看这份品相多好，你当然得保存一份我妈的手稿！”
他的话令我心一揪。
当着八十八岁的前辈的我觉得是不可以那么说的，即使是儿子。我暗暗捅了他一下，转身看我的“老师”，她却仍平静地笑，伸手要那份手稿。接过后，将我的一本书垫在膝上，又写下了一行字是——“晓声小友留念”。
落款“宗英阿姨”。
我从没那么称呼过她。在她八十八岁、我六十三岁的那一天，在一家普通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她将“宗英阿姨”四个字连同自己的一份手稿送给了我。
为的是“留念”。
而那一刻我心亦揪亦暖。
她那篇短文的题目是《快乐的我》。
抄如下：
我每天早起，刷牙，洗脸，然后对着大镜子微笑，露齿大笑。以笑开始新的一天。
我有四乐。
第一乐：自得其乐。我1925年生，好容易活到快八十八岁了。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写写。最近刚写完一万八千字的简略自传，还可以勉强自理生活，不简单啊！我怎么能不乐呢？
第二乐：相比着乐。我不跟比我强的比，单跟比我差的比，我还没痴呆。还能自己在室内走走，还能看懂不知说什么的电视连续剧。还有朋友来和我谈五湖四海六大洲的事。我怎能不快乐呢？
第三乐：助人为乐。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且从略。
第四乐：超然的快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呱呱坠地的生日；每个人都算不出自己离开世界的日子。算不出，就不算。超然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活着。若临终尚有意识，我要笑着告别人间。
手稿仅一页半字迹，一字一格，除第二页有两处因添句而作了勾线外，无涂改。赵劲小弟说它品相好，果然是的。我一接在手中，立刻看了起来。而“宗英阿姨”也拿起我的一本书翻看。
那时病房里是极安静的了。
我看罢，感慨多多。已近中午，洒入病房的阳光更耀眼了。我抬头望她，见她置身于阳光中，低头看着我的书，满头白发熠熠生辉，仿佛她本身也在发光。我觉那时的她，美丽极了。
在一家普通医院的普通双人病房里；在连一张小小的足以铺开稿纸的写字桌都没有的环境中；在经常面对陌生住院人的情况下，她居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读书、写作，以八十八岁的年龄而言，我觉得她活出了格外令我大起敬意的诗性。
我说：“宗英老师……”
她抬头看我，笑道：“不打算改叫阿姨吗？”
我也笑了，表示应该告辞了。
她说：“快开饭了，你俩不走，护士会往外请你俩的。”
赵劲看一眼手表，惊呼：“哎呀，怎么十一点半多了！”
我便起身，对她点一下头。
她也微笑着对我点一下头。
当我和赵劲走到病房门口，我站住了，不由得回头望她。
她也正望着我，依然微笑，举起一只手，摆了摆。
我说：“以后我会每年都来上海看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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