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里笑他：“马大哥，言过其实了！”可一点儿也不反感。
别的明星们，不服你这么来一次试试！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明星们，既在中国，既还不够资格到外国的广告中去竞身价，那么，请考虑一下中国的国情，别把自己的身价标得太离谱了。
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老板们，广告当然还是要做的。请明星们做广告本也无可厚非，但当他们或她们狮子般张大口时，请想明白了——一位韩国的私营老板都自言他的钱中有员工的血汗，你一掷若轻给出去的几百万中，也有你手下的员工们的血汗啊！值不值得？有没有更好的，也就是比请明星花钱少，而又对说明、介绍和宣传自己的产品效益更好的创意？如果有，你身为企业的法人，有什么权力用带有员工血汗的大笔的钱，去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快感？你不纯粹是以广大员工对你的信赖大充“快乐的傻帽”么？
最后，我想说，我一点儿也不寄希望于我这篇文字竟会影响明星们真的愿意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自甘将身价降下点儿来。已然被哄抬高了的身价，谁还甘愿再降下来呢？我也不怎么寄希望于某些患了“追星症”的老板们。因为他们的心理的形成，也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的、个人素质的原因在起作用，非是我一篇文章影响得了的。
我仅将希望寄托于我们广大的、成熟了的消费公众。连我们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们都不像前几年那么头脑单纯地“追星”了，难道我们反而会听了明星们在电视广告中说几句不伦不类的顺口溜儿，就盲目地进行消费么？那我们还有何颜面教诲我们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们早日成熟起来？
猴子也罢，明星也罢，普通人也罢，电脑也罢——谁新颖，谁诚信，谁创意好，谁对产品的说明和介绍比较清楚明白，我们就信谁的。
否则，我倒宁愿受猴子做的广告的影响。
广大消费公众，你们呢？
3.商业的本质是寂寞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
像我这一代中的许多人一样，在大学时期——亦即1974年至1977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之前，我已经是一名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抵牾分子了。在当时的复旦校园，谁思想上若是这样，一旦被揭发或自我“暴露”，个人命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文革”后期的专制政治对于“思想异类”分子的惩办是冷酷无情的，从教师到学生，任谁都不得不更加言行谨慎地自我保护。我的表现也毫不例外，只不过与别人相比，常因口舌放纵招致政治嫌疑罢了。我十分感激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当年遮挡着我，我也许注定了会作牺牲品的。而实际情况乃是——十之七八的人，都和我一样，早已是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背叛者了。又好比一幕大戏，在接近尾声的紧锣密鼓中，众多的角色都渐显出了背叛的意识。“凤头、象肚、豹尾”，形容大文章的这六个字，用以形容“文革”最恰当不过了。它的开始是那么的独特，它的过程所包容的事件是那么的复杂丰富，它的结尾又是那么的精彩，典型的“史笔”风格。
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曾积极自觉地充当“思想解放”的马前卒。尽管，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大棋盘上，本无须我起什么作用。我是一颗企图自行地从棋子盒里蹦上棋盘硬充马前卒的棋子。这当然很可笑，但也很真诚。非是为了实现什么个人野心，是受一种政治热忱的驱使。当年哪一个30多岁的中国小知识分子不曾受过这一种政治热忱的激励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比积极自觉地充当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马前卒更能体现兴国责任感的事么？这难道不也是中国小知识分子的一份儿时代荣耀么？如果说当年也有杂念的话，那杂念的成分分析一百遍，不过便是这样罢了……
我和我这一代中的许多人，站在距中国政治大舞台最远最远的边缘击鼓呐喊，不遗余力，自是为了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稍微起一点儿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我并不能明了，“改革开放”最终要呼唤来的乃是一个商业时代。我想我的许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实我们呼唤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建国以后“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暂的中国梦的片断。它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乌托邦的美好光彩。我们希望在我们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些主宰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高明地将它剪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后面。这是我这一代中不少人的思想局限性。我是头脑里残存着这一种局限性的他们中的一个。
然而如今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商业时代。它如同大潮过后，从海底渐渐隆起的又一块大陆。它使我们陌生使我们愕然的同时，我们已经随潮被推到它的脊背上了，已不可能退回到原先的陆地上。商业时代！它光怪陆离，它浮华而又浮躁，它使人欲膨胀，它使人心贪婪，它使官员腐败的现象如同倒片机使蝴蝶从银幕上变成毛虫一样令人厌恶，它使一小部分人暴发，暴发之后甚至为富不仁，它砸烂了许多人的“铁饭碗”，砸烂之后甚至使他们懵懂无措地陷入不知出路在何方的窘况……
所要的和已面临的根本不是一码事！
这恐怕便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迷惘、困惑、失落与愤懑的原因罢。我和他们一齐诅咒过它。我诅咒时，甚至并不能明了，我所诅咒的究竟是商业时代本身，还是它有时被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方式移置在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溃烂……
但是，现在我已经能极冷静地凝视商业时代了。
首先我终于明白，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短暂而又充满憧憬的早期中国梦的片断，剪辑在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20世纪80年代的后面，构成的将依然是一部“剪辑错了的故事”。
其次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当时代宣布改变了以后，绝大多数人是只能也随着改变的。若时代变而人不变，那得有极其雄厚的资本和异乎寻常的资格。你如果企图超脱于商业时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传的产业足够养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费祖业的方式，也必是商业时代的方式。你的消费倾向，也必受商业时代的影响。你如果不得不以商业时代的规则谋职谋薪，不管你思想上以多么激烈的姿态抵抗它，你实际上已经屈服于它了。最广大的工人，包括那些失业的下岗工人，最终是注定了都不得不归依于它的。农民也是。几乎百分之百的大小知识分子也是。我也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资本和资格。我的“抗衡”，倘非用“抗衡”一词的话，恐怕也只能体现在如下方面——远避它的奢华一面，因为那非是为我营造的风景。控制住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创作的倾向不过分的商业化，因为那我自己便会觉得我变成了一个专门糟蹋文学的人。但同时又必须容忍艺术、文学、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被某种程度地蒙上商业色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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