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连宗教也无法保持人类灵魂问题的立场,或成为可利用的旗帜,或成为被利用的旗帜。
一个阶层富到了它认为可以的程度,几乎必然产生由其代表人物主宰一个国家长久命运的野心。那野心是它的放心。一个国家富到了它认为可以的程度,几乎必然产生由其元首主宰世界长久命运的野心。那野心也是它的放心。符合着这样的一种逻辑——能做的,则敢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史满是如此这般的血腥的章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其实不是由胜败来决定的,是由卷入大战之诸国的经济问题决定的。诸国严重的经济虚症频频报警,结束大战对诸国都是明智的。
“二战”的起因是世界性的贫富问题,这一点体现于德日两国最为典型,英美当时的富强使它们既羡慕又自卑。对于德日两国,在最短的时间里最快地富强起来的“方式”只有一种,在它们想来只有一种,那是一种凶恶的“方式”,它们凶恶地选择了。
希特勒信誓旦旦地向德国保证,几年内使每户德国人家至少拥有一辆小汽车;东条英机则以中国东北广袤肥沃的土地、无边无际的森林以及丰富的地下资源诱惑日本国民,那些父母为了日本将自己的儿子送往军队……
海湾战争是贫富之战,占世界最大份额的石油蕴藏在科威特的领土之下,在伊拉克看来是不公平的;
巴以战争说到底也是民族与民族的贫富之战。对巴勒斯坦而言,没有一个像样的国都,便没有民族富强的出头之日;对以色列,耶路撒冷既是精神财富,也是将不断升值的有形财富;
柏林墙的倒塌、韩朝的握手,不仅证明着统一的人类愿望毕竟强烈于分裂的歧见,而且证明着希望富强的无可比拟的说服力;
克林顿的支持率始终不减,乃因他是使美国经济增长指数连年平稳上升的总统;
欧盟之所以一直存在,并且活动频频,还发行了统一的欧元,乃因成员国们认为——在胜者通吃的世界经济新态势前,要在贫富这架国际天平上保持住第二等级国的往昔地位,只有联盟起来才能给自己的信心充气;
阿尔诺德曾说过这样的话:“几乎没有人像现在大多数英国人持有这么坚定的信念,即我们的国家以其充足的财富证明了她的伟大和她的福利精神。”但狄更斯这位英国作家和萧伯纳这位英国戏剧家笔下的英国可不像阿尔诺德说的那样。历史告诉我们,“日不落帝国”曾经的富强与它武力的殖民扩张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阿尔诺德所说的那一种“坚定的信念”,似乎更成了美国人的美国信念而不是英国人的英国信念。美国今日的富强是一枚由投机和荣耀组合成的徽章。从前它靠的是军火,后来它靠的是科技。
一个国家在它的内部相对公平地解决了或解决着贫富问题,它就会日益地在国际上显示出它的富强。哪怕它的先天资源不足以使其富,但是它起码不会因此而继续贫穷下去。
中国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显著的成果,不是终于也和别国一样产生了多少富豪,而是各个城市都在大面积地拆除溃疡一般的贫民区。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正在解决着贫穷人口问题的国家。否则它根本没有在世界面前夸耀什么的资本,正如一位子女众多的母亲,仅仅给其中的一两个穿上漂亮的衣裳而且炫示于人,那么其虚荣是可笑的。
贫富的问题一旦从国际谈到国家内部,先哲们不但态度和观点相左,有时甚至水火相克誓不两立。
耶稣对一位富人说:“你若愿意做仁德之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财富分给穷人。”否则呢,耶稣又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门还容易呢。”
耶稣虽不是尘世中人,但是他的话代表着古代的人对贫富问题的一种愿望。比之一部分人类后来的“革命”思想,那是一个温和的愿望。比之一部分人类后来在发展生产力以消除贫穷现象方面的成就,那是一个简单又懒惰的愿望。
人类的贫穷是天然而古老的问题。因为人类走出森林住进山洞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比其他动物富有。一部分人类的富有靠的是人类总体的生产力的提高。全人类解决贫穷现象还要靠此点,靠富人的仁德解决不了这一点。
苏格拉底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啊!可是他告诉他的学生阿德曼托斯:当一个工匠富了以后,他的技艺必大大退化。他并以此说明富人多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危害。他的学生当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思想,然而也没有反对。
但事实是,一个工匠富了以后,可以开办技艺学校、技艺工厂,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那些产品吸引和提高着人们的消费,甚至可引领消费时尚。人们为了买得起那些产品,必得在自己的行业中加倍工作……
人类社会基本上是按这一经济的规律发展的。因而我们有根据认为苏格拉底错了。
最著名的古典神学者阿奎那不但赞成苏格拉底,而且比苏氏的看法更激烈。他说:“追求财富的欲望是全部罪恶的总根源。”
如果人类的大多数真的至今这么认为,那么比尔·盖茨当被烧死100次了。
但是财富和权力一样,当被某一个人几乎无限地垄断时,即使那人对财富所持的思想无可指责,构成其现象的合法性也还是会引起普遍的不安,并深受怀疑。
普通的美国人自然不可能同意阿奎那的神学布道,但是连明智的美国也要限制“微软”的发展。幸而美国对此早有预见,美国法律已为限制留下了依据。
比尔·盖茨其实是无辜的,“微软”其实也没有什么“罪恶”。
是合法的“游戏规则”导演出了罕见的经济奇迹,而那奇迹有可能反过来破坏“游戏规则”。
美国限制的是美国式的奇迹本身。凡奇迹都有非正常性。
一个国家的成熟的理性正体现在这里。
培根不是神学权威。但睿智的培根在财富问题上却与阿奎那“英雄所见略同”。连他也说:“致富之术很多,其中大多数是卑污的。”
他的话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的另一句话——(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所积累的每一枚钱币,无不沾染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按照培根的话,比尔·盖茨是卑污的。
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他并不卑污。
按照马克思的话,美元该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了。但是连我们中国人,也开始用美元来计算国家财政的虚实了。而且,一个中国富豪积累人民币的过程,就今天看来,其正派的程度,肯定比一个美国人积累美元的过程可疑得多。因为一个中国富豪积累人民币的过程,太容易是与中国的某些当权者的“合作”过程了。
美国前总统约翰逊说:“所有证明贫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贫困是一种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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