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商业时代从我的亲情“领地”掳去的第二人。
他现仍关押在哈尔滨市。
我不知他能被判几年。
我密切关注着他的命运。
我并非没什么可写的了，才以我和他的关系做素材炮制一部小说赚稿费。恰恰相反，我的创作计划是早已排定了的，为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一计划，我惜时如金。但是他的案子发生以后，我常感到我的身体又多了一种病似的。他这个人几乎每天都会浮现在我脑际，使我根本没法儿不去想他，而写另外的我虚构出来的人和故事。患病就得求医，或自疗。我的病非是医生所能诊断明白或开出有效药方的。自疗的方法就是靠了笔和稿纸，将如块垒般堵塞胸间的情绪、情结导引和泻泄于字里行间，一吐为快，以舒气息，以畅襟怀。仿佛不这样，便不能回归到起先的写作之中去了似的。如同被从自己的家里推出，而家门在身后关上了。而每每一吐为快，心态才能渐渐平定，才能继续起先的写作。
是的，这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啊！
我常扪心自问——我是否太自私了呢？
当然，对于《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我内心也怀有不那么自私的善良的一厢情愿——将那一期《十月》寄回哈尔滨，求人转给负责“老隋”一案的司法人员，希望他们看了，感慨于以前他的事迹，而对现在的他尽可能地给予宽大处理。
由吴振海而“老隋”，进而联想到朱胜文。
朱胜文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当年在兵团时我们就曾见过几面，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后来他在商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大约是中国恢复学位制后的第一批学位获得者，并曾出国留学。继后分配到哈尔滨市经委，升至主任，再后来成为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主管工商企业界。
他能干，肯干，日夜操劳，全力以赴。如果单从他的工作热忱和工作业绩方面来评价的话，我认为他这位副市长是对得起哈尔滨市的。
在他初任副市长的那一年，我回哈尔滨看望老母亲，他曾嘱秘书与我联系，在市政府小食堂请我吃了一顿便饭。只我和他两个人。记得他曾对我说：“晓声，你清楚了，我也有过当作家的梦想啊！”
而我当时的回答是：“对于中国，能从我们这代人中产生几位市长，比多几名小说家有更实际的益处。”
我又真诚地对他说：“胜文，工人的儿子而成为市长，是中国老百姓的欣慰。可要多为咱们家乡的老百姓办些实事啊！”
他向我默默伸出一只手。
我握住他手，他注视着我说：“咱们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今后互相多提醒，共勉！”
再以后我回哈尔滨，总要带几本我写的书给他。因为他不但要，而且认真读。我往往是将书放在收发室，请收发室工作人员转告他的秘书替他取。我不忍打断他的工作，侵占他的时间。
大约是一九九一年，我陪几位作家回哈尔滨参加冰雪节，他到住地去看我们，赠我们哈尔滨市经济发展概况画册，希望作家朋友们能常到哈尔滨做客，给作家们留下极深印象。他走后，作家朋友们都对我说：想不到你的知青战友中还出了这么一位挑重担的副市长。
听说他老父亲生病住了院，我委托人给他捎去了几盒“八五一”营养液。
听说他因视网膜严重受损去上海治疗，我给他寄去了几盒中外古典音乐磁带，希望他能在养目之际听听，同时感受我对他的友情。
除了书，我只送过他这两样东西，正如那句老话说的，“礼轻情意重”。
我的弟弟、弟妹下岗，希望我出面求求他，帮助解决工作问题。
我没求他。
我想，哈尔滨市下岗的工人太多，我不可以利用我的特殊关系，给他添麻烦。
今年春节前，他因受贿被收审，这消息震得我呆若木鸡。
最初的传闻说数目很大——一百多万。
后来的传闻又说其实没那么多。
然而有一点是确凿的，他的案子是由中纪委直接介入审理的大案。
我首先想的是应给他的家人打电话，在此时表示一种关心。
却没人敢告诉我他家的电话，都怕受嫌疑。
接着我想到了他的女儿，她在北京读大学。我想这姑娘一定承受不了如此突发的巨大的事件对她的刺激。我想了解到她在哪一所大学读书，去看望看望她，安慰安慰她。
但也没人愿告诉我。
中国人习惯了谨慎避嫌，习惯了划清界限，习惯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知道的关于他的最新情况是，他双眼的视网膜已彻底脱落，完全失明了。
我还听说，他的大学母校，对他也予以极大的关注，表示愿意接收他回校任教，发挥一技之长。当然这只能在两种前提并存的情况之下方可考虑——法律对他免刑和他双目没失明。
第二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
对一个在收审时期双目失明的人，法律究竟会怎样判处呢？
我向一些律师请教过，律师都说太特殊，尚无先例，也就都无可奉告。
据我所知，哈尔滨市的人们并不拍手称快，幸灾乐祸，普遍非常地惋惜。
都说：“唉，朱胜文太对不起咱们哈尔滨市人了！”
我这个哈尔滨市人，理解家乡人的话的深层意思是——他令人们失望的方面主要还不在于他受贿，而更在于他不应该自己将自己打倒了，使哈尔滨失去了一位能干又肯干的副市长。
他双眼失明是由于延误医治。第一次手术后，视力还没恢复正常，就又开始工作了。为了工作，他一次次推迟住院手术。
他被收审的前两天，亲批十万元支持哈尔滨市作协主办的文学评奖活动。
那是他最后一次行使常务副市长的权力。
与他翻身落马的同时，哈尔滨市道里区工商局局长王英文亦“东窗事发”，衫难遮“尾”。
王英文也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战友。我们曾同属一个团，当年他是团组织股干事，作为团政委亲自挂帅的工作组成员，曾在我的连队“蹲点”两个月之久。
那时我是男排一班长。他常召集班排长开会，学毛主席语录，“斗私批修”。他很能说话，每每说得兴奋，口吻就有几分盛气凌人、“谆谆教导”的意味儿了。我颇看不惯他那种“官不大，僚不小”的架势。记不太清有次究竟因为什么，我们当众发生了冲突，似乎是他指摘我班里一名战士装病，不出早操。而我顶撞他，认为他诽谤我的战士，也就是诽谤我，也就是诽谤一班。他说：“轻伤不下火线。”我讲“官爱兵”的道理。他说：“你还是官呢！班长算什么官？”我端起炉上的一盆热水要泼他，被人及时阻拦才没泼成。
我一直认为，对他个人而言，当年在我们连“蹲点”的最大收获，便是我们连女排的一班长后来成了他妻子。当年我们全连都对女排一班长持有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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