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再见面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来北京，请当年的一些知青聚会。那时他已当了局长。他显得很高兴，喝了不少酒。
我某次回哈尔滨，也见过他一次，但完全记不得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见的了。他对我倒不计前嫌，每次相见格外热情。我猜想，相当主要的因素，是由于我与朱胜文的特殊关系。
他的事发生，我倒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相信许多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
我分明记得，曾有人对我说：“他呀，‘栽’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他的家被搜查那一天，人们用锤子到处乱砸装得豪华考究的墙壁。他家的马桶是几万元的那种，智能控制，有烘干功能。我想不通人为什么非要用那么昂贵的马桶，也想不通厂家有什么必要生产那么复杂的马桶。现在的中国人，虽然开始重视贫富贵贱之分了，但毕竟排便对谁都只不过是排便，无论多么讲究也够不上是仪式。就算真的讲究到接近仪式的地步，麻烦的还不是自己吗？
据说人们不但用了锤子，还用了镐头，像拆房似的。理由又是那么的正当——抄寻赃款。
足见他这位前工商局局长，在位自迷的几年间，早已是积怨多多之人了。
不久前，家乡来的一位领导人物与我交谈中忽问：“晓声，你的知青战友和朋友，怎么接二连三地‘折戟沉沙’了啊？”
此话问得我发窘。
我红了脸回答：“轮到我们这一代犯错误了。”
我也仅能如此作答而已。
是的，轮到我们这一代人犯错误——不，是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接二连三地犯罪了。
某类罪，要犯，先得有犯的条件和犯的资格，不是谁想犯就能犯的。比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之类。
今天，在大批同代人面临下岗和第二次失业的严峻的人生考验的同时，时代也出于需要，将我们中的极少数人推上了官位。
曾有三十多岁的次代人不无牢骚地说：“怎么你们知青这一代人官运亨通起来了？到处都会碰到你们这一代中在当官的人，通天达地似的，快压迫得我们喘不过气了。我们何时才能从你们这一代的阴影底下熬出头哇？”
我望着他那种像是开玩笑，其实挺认真的样子，不禁的苦上心头。非为自己，而为总体的我们这一代人。
我告诉他，他的话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首先，他应该明白，非是知青这一代人开始跻身中国的权力阶层了，乃是中国的中年人开始这样了。而这一般是时代的规律。古往今来，中老接替，历史一向如此，全世界一向如此。扫瞄国外的社会格局，权力阶层的平均年龄，大约比中国还要小十岁。时代迅进，事物更新，整个世界的权力阶层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倘他在仕途上有抱负，来日方长，大可不必因眼前情形而苦闷。其次，由于他自己也在权力阶层，终日所见皆大官小官，仰而望之，重重叠叠，故才生出“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惆怅。但是，只消十余年后，使他备感最直接压迫他的，也就是他所言“知青一代”中的顶头上司们，将整代的屈身而退，尽数随着某页历史翻过，旷出大片空白。那时他只不过四十多岁，龙兮虎兮，大显作为，充分证明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就是了。同时我向他指出，和他的知青出身的顶头上司们明攀暗比，那是很没志气，也很没出息的。他们不过是时代所临时物色的一批过渡者。他们的优势是人生经历，他们的劣势是知识结构。他们从人生经历中总结出人生的经验，这是后天所得，而知识结构的普遍落伍，却是先天的严重缺憾。人生的经验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人生中总结，有了这一种经验的益处是，善于较自如地行使权力，也善于较圆熟地服从权力。知识结构却只能从知识体系中搭建，它比人生经验是更来之不易的。一个人也许仅仅在一年内就总结出了数条宝贵的人生经验，但要在某一知识领域内学有所长，长有所用，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而上一代人已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和这么充足的时间了。除了与人打交道上一代人可能是内行，除了在党政、社科、文化半高不低的那一层面上他们还能轻松胜任，英雄略有用武之地之外；在其他方面，上一代人注定了都是外行。而时代正朝着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的进程快速发展。除了外交、公关和司法，所谓与人打交道的技巧和艺术性，将在许多方面越来越被种种更行之有效的规则所简化，所取代。上一代人的所长将越来越短，所短将越来越相形见绌。这一批过渡者好比是时代脚手架上的角色。大厦拔地而起的过程，脚手架上的情形是生动活跃的，但最后入住大厦的，岂是些脚手架上的角色？
最后我非常郑重地说：请你以后不要再当着我的面动辄便你们“知青这一代”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这一代总体上目前仍是中国最值得同情的人。中国近千万下岗失业的人中，他们占十之六七，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一批科长、处长，一些副局级、局级干部，在“知青一代”中其实少到没有什么代表性可言。
明摆着我们这一代总体上是谁都压迫不着的。
三。“老三届”怎么了？
“老三届”这个名词产生于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它是当年生活在中国城镇的绝大多数中学生的简称，同时，它也记录了使整个民族心痛的一段历史。
张狂自误的吴振海也罢，翻身落马的朱胜文也罢，企图重塑自我蹈入迷津不能自拔，最终身束法索的“老隋”也罢，家里安装上价值昂贵的最“现代”马桶的王英文也罢，共同组成的一种现象说明——的的确确，轮到我们这一代中某些有了最多、最直接的条件和机会与权、钱接触的人接二连三成为被告了。而他们中，尤其那些原本是普通劳动者的儿子，后来成为令人羡慕和钦佩的佼佼者，再后来忽一日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的人，着实使我替他们感慨万端，叹息不已，并促我思考于斯。
时代对于他们，起初像“星探”，巡视的目光一旦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了，他们就超众了，他们就成官员了，成老板了。而这时赐给他们机会的“星探”变成了“樵夫”，提着利斧，巡弋于他们之间，一旦发现他们被虫所蛀，又会毫不留情地抡起利斧，顷刻将他们砍倒，使他们从此成为枯朽无用之物。
时代的性格就是这样。
一个渐趋法制化的时代的性格尤其就是这样。
它只能以这样的性格保持它的肌体健康。
而他们中那些原本是寻常百姓的儿子的人们，对金钱的诱惑的抵御能力，竟显得那么的薄脆，薄脆得仿佛是糖化玻璃。
诱惑的美丽的陷阱，常常密布于他们周遭。如靓女向他们媚笑飞吻，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原谅”自己一次其实没什么，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权钱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难始于一而止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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