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今天还在昨天_梁晓声【完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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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生活在无忧无虑环境之中的孩子是不会盼着自己快快长大的。他们本能地推迟对任何一种责任感的承担。而一个穷人家庭里的孩子,却会像盼着穿上一件衣服似的,盼着自己早一天长大。他们或她们,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为家庭承担起某种责任。《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不是曾这么夸奖过女儿么——

  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从童年起,就是一个早当家的穷人的孩子。

  有时候瞧着自己的儿子,在心里默默地问我自己——我十二岁的时候,真的每天要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到很远的地方去抬水吗?真的每个月要拉着小板车买一次煤和烧柴吗?那加在一起可是五六百斤啊!在做饭时,真的能将北方熬粥的直径两尺的大铁锅端起来吗?在买了粮后,真的能扛着二三十斤重的粮袋子,走一站多远回到家里吗?……

  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残存在记忆之中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情形都是真的。而又当然是真的。不是梦……

  由于家里穷,我小时候顶不愿过年过节。因为年节一定要过,总得有过年过节的一份钱。不管多少,不比平时的月份多点儿钱,那年那节可怎么个过法呢?但远在万里之外的四川工作的父亲,每个月寄回家里的钱,仅够维持最贫寒的生活。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体恤父亲。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这位父亲活得太累太累,一个人挣钱,要养活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大家子七口人。他何尝不愿每年都让我们——他的子女,过年过节时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节的饭菜呢?我们的身体年年长,他的工资却并不年年长。他总不能将自己的肉割下来,血灌起来,逢年过节寄回家啊。如果他是可以那样的,我想他一定会那样。而实际上,我们也等于是靠他的血汗哺养着……

  穷孩子们的母亲,逢年过节时是尤其令人怜悯的。这时候,人与鸟兽相比,便显出了人的无奈。鸟兽的生活是无年节之分的,故它们的母亲也就无须在乎某些日子将来临时,惶惶不安地日夜想着自己格外应尽的什么义务。

  我讨厌过年过节,完全是因为看不得母亲不得不向邻居借钱时必须鼓起勇气又实在鼓不起多大勇气的样子。那时母亲的样子最使我心里暗暗难过。我们的邻居也都是些穷人家。穷人家向穷人家借钱,尤其逢年过节,大概是最不情愿的事之一。但年节客观地横现在日子里,不借钱则打发不过去。当然,不将年节当成年节,也是可以的。但那样一来,母亲又会觉得太对不起她的儿女们。借钱之前也是愁,借钱之后仍是愁。借了总得还的。总不能等我们都长大了,都挣钱了再还。母亲不敢多借。即或是过春节,一般总借二十元。有时邻居们会善良地问够不够?母亲总说:“够!够……”许多年的春节,我们家都是靠母亲借的二十来元过的。二十来元过春节,今天仿佛是不可思议之事。当年也真难为了母亲……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大约是我上初中一年级十四岁那一年,我坚决地对母亲说:“妈,今天春节,你不要再向邻居们借钱了!”

  母亲叹口气说:“不借可怎么过呢?”

  我说:“像平常日子一样过呗!”

  母亲说:“那怎么行!你想得开,还有你弟弟妹妹们呢!”

  我将家中环视一遍,又说:“那就把咱家这对破箱子卖了吧!”

  那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买的一对箱子。

  见母亲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买更新的,更好的!”

  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帮我将那一对破箱子捆在一只小爬犁上,拉到街市去卖。从下午等到天黑,没人买。我浑身冻透了,双脚冻僵了,后来终于冻哭了。我哭着喊:“谁买这一对儿箱子啊……”

  我将两只没人买的破箱子又拖回了家。一进家门,我扑入母亲怀中,失声大哭……

  母亲也落泪了。母亲安慰我:“没人买更好,妈还舍不得卖呢……”

  母亲告诉我——她估计我卖不掉,已借了十元钱。不过不是向同院的邻居借的。而是从城市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从前的老邻居借的。向我出生以前的一家老邻居借的……

  如今,我真想哪一年的春节,和父母弟弟妹妹聚在一起,过一次春节。而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牙全掉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嚼不动了,只有看着的份儿。弟弟妹妹们都已成家了,做了父母了。往往针对我的想法说——“哥你又何必分什么年节呢!你什么时候高兴团聚,什么时候便当是咱们的年节呗!”

  是啊,毕竟的,生活都好过些,年节的意义,对大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现在也就不太把年当年,把节当节了。正如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便是有所准备地过年过节,多半也是为了儿女高兴……

  第5节:我的小学(1)

  我的小学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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