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今天还在昨天_梁晓声【完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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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教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的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们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

  第6节:我的小学(2)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两眼涌出泪水,转身就走。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儿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间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啊?我知道你们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没有值得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标有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

  老师又问:“哪一课?”

  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

  “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

  “看过几遍了?”

  “两遍。”

  “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述给我们听。”

  第7节:我的小学(3)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我被老师叫起后,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

  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述到哪里,就讲述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的妈妈要离开家……”

  当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对我十分羡慕。

  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他没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当他的某一方面“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并且受到夸奖,他心里自然充满骄傲。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到讲那一堂新课时,照例先把我叫起,让我首先讲述给同学们听。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一名学生,喜爱我这样一名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而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予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着我匮乏的虚荣心。后来,老师的这一语文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我们班听过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她洗去。

  我见她那样子,很难过,流泪了。

  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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