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做法更令人大开眼界。何思源在《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中说，韩复榘野心不大，他感到保存山东地盘，也就很不容易，既怕蒋介石釜底抽薪，拉拢韩的部下从内部瓦解他，又怕蒋介石布下圈套，使韩落入陷阱。
何思源说，韩复榘怕自己军政内部日趋腐化，自己垮台。他常常说要改革，不然就会垮台。韩复榘请梁漱溟到山东办乡村建设，他说：“我不会改革，请梁来替我们改革吧！”韩复榘邀青年党来山东，最后又想和共产党合作，都是从需要改革的心出发的。
由此看来，为了收入的长期最大化，暴力集团的首领甚至可以搞改革，反腐败。如此继续走下去，暴力集团是否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从人民的主人变成人民的仆人呢？
我不清楚台湾的经验应该如何归类。在欧洲历史上，可以看到城市市民重金购买自治权的故事，统治集团出售“自治特许证”相当于长期血酬的一次性征收，出售主人权力也可以算作有偿改革。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不流血的主仆互换虽然并不罕见，但是，变成主人的却从来不是“人民”。“人民”是什么？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农民是一盘散沙，一粒一粒，互无关联。那时候既无人大，又无农会，数千万互无关联的沙粒如何变成主人呢？变成了主人的又怎能算作农民——人民呢？
2003年3月28日
《南赣擒斩功次疏》，《王阳明全集》，上，第3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美）安东。伦丁：《在土匪魔爪中，也在上帝手中》，《洋票与绑匪》第583页《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陈光藻：《四川军阀最后的一场混战》，《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226页
姚雪垠：《长夜》，前言
《温江县志》，卷三，民政，户口。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10页罗海钢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对这段叙述很有启发。他问：帝国的农民是如何形成的？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54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一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见陆军部档中处决的土匪出身职业统计，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46-48页参见拙作：《探寻命价》
转引自戴逸：《简明清史》，第205页。以下叙述均参见该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二节，第六章第四节 戴逸《简明清史》第202页张宸：《平圃杂记》，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07页《清圣祖实录卷三十》，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01页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刑一，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07页《元史？耶律楚材列传》
《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208页
探寻命价
命价问题
咸丰九年（1859年）旧历九月十八日上午，咸丰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近似福建省省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张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皇上问：“命价每名若干？”
张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这里我初次看到“命价”一词。作者还给出了准确价格：三十洋元（西班牙银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2。4洋元，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过2000元人民币。
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官价
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我才发现古人明白得狠，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了官价。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户部（财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银五千两；五六品官，四千两；七品以下，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
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包括年纪、性别、官员身份、亲老赡养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42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从数字上看，明朝的命价比清朝便宜许多，实际上，清朝的白银购买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计算命价的时候也应该打个三折。另外，清朝经济要比明朝繁荣，人们的支付能力强，性命也应该贵一些。最后，如果回忆一下咸丰皇帝打听到的行情，就会发现官价大大高于市价，福建民间开出的30洋元，只能兑换21两白银。
明朝并不是以钱赎命的首创者。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习惯法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再往前追，汉惠帝时期，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性命可赎，其他肉体伤害也可赎。司马迁若家境富饶，就可以免受宫刑，奈何“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
以钱物赎罪甚至赎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赎刑”的说法。 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满足“罪疑”的条件——断罪有可疑之处。
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价等级资料，来自西藏噶玛政权（噶玛丹迥旺布，1632年-1642年在位）时期的《十六法》，和五世达赖时期（清初）的《十三法》 。法律将命价分为三等九级，最高级是“无价”，或等身的黄金；最低级只值一根草绳：上等上上：藏王等最高统治者（无价。《十六法》规定，上上等命价为与身体等量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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