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个外号，叫做“左都御史”。巡抚照例挂“右副都御史”衔，叫左宗棠 为左都御史，意思是说他比“右副都御史”巡抚的权还要重。
其时有个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湖北恩施人，声名不佳，有一次去见 左宗棠，谈到永州的防务情形，樊燮一问三不知，而且礼貌上不大周到，左
宗棠大为光火，当时甩了他一个大嘴巴，而且立即办了个奏稿，痛劾樊燮“贪
纵不法，声名恶劣”，其中有“目不识丁”的考语，也不告诉骆秉章就发出 去了。樊燮是否“贪纵不法”，犹待查明，但“目不识丁”何能当总兵官？
当下先革职、后查办。这“目不识丁”四字，在樊燮心里，比烙铁烫出来的 还要深刻，“解甲归田”以后，好在克扣下来的军饷很不少，当下延聘名师
教他的独子读书，书房里“天地君亲师”的木牌旁边，贴一张梅红笺，写的 就是“目不识丁”四字。他告诉他的儿子说：“左宗棠不过是个举人，就这
么样的神气；你将来不中进士，不是我的儿子。”他这个儿子倒也很争气， 后来不但中了进士，而且点了翰林，早年就是名士，此人就是樊增祥。
一方面教子，一方面还要报仇”樊燮走门路，告到骆秉章的上司，两 广总督官文那里，又派人进京，在都察院递呈鸣冤。官文为此案出奏，有一
句很厉害的话，叫做“一官两印”，意思是说有两个人在做湖南巡抚。名器 不可假人，而况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便很严重了。
其时郭嵩焘是南书房翰林，他跟左宗棠的胞兄左宗棠植是儿女亲家， 与左宗棠当然很熟，深知他才气过人，便跟同为南书房的翰林潘祖说：“左
季高如果不在湖南，一定保不住；东南大局，不复可问。我跟他同乡，又是 姻亲，不便进言，老兄何妨上个折子。”
潘祖荫听他的话，果然上了上折子，铺叙他的功绩以后，作了个结论：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咸丰一看，为之动容， 当即传旨问曾国藩，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以
便尽其所长。曾国藩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于是奉旨随同 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多亏得潘祖荫、郭嵩焘，但他对潘、郭的态度，大 不相同。左宗棠除了“三节两寿”必送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知道潘祖荫好
收藏金石碑版，当陕甘总督时，凡是关中有新出土的碑，初拓本一定专差赍 送潘祖荫，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
郭嵩焘是在洪杨平后，奉旨出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名瑞麟，与巡抚 同驻广州；“督抚同城”，常不和睦，瑞麟贪而无能，但为内务府出身，有事
可直接诉诸两宫太后，靠山很硬，所以郭嵩焘深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如何。 哪知处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万想不到多年好友，且曾加以援手的左
宗棠会跟他为难，为了协饷，除致函指责以外，且四次上奏折，指摘郭嵩焘， 措施如何不然。郭、左失和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
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湘阴文庙忽产灵芝；郭嵩焘的胞弟郭焘写给老兄， 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左宗棠得知其事，大为不悦，说“文庙产灵芝，如果
是吉兆，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与郭家何干？”由此生了意见。 其实，湘阴文庙产灵芝，是常有之事，左宗棠亦不致小气到连这种事
都要争。真正的原因是，洪杨军兴以后，带兵大员，就地筹饷，真所谓“有 土斯有财”。李鸿章最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始终霸住江苏，尤其是上海这个
地盘不放；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每苦不足，看出广东是大有生发之地， 所以狠狠心不顾盛谊友情，一再攻讦郭嵩焘。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由他的大
将蒋益澧接了郭嵩焘的手。不过蒋益澧的广东巡抚，干不多久就被调走了。 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光绪建元，起用在籍大员，他跟曾国荃同被
征召至京，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改任河 东河道总督；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按察史；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是很委
屈的，不过他还是接了事。不久，诏命开缺，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
差大臣。 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赴滇缅边境迎接来自印度的探险
家，不意为官兵所戕，因而引起很严重的交涉。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郭嵩 焘出使英国，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可即赴任，否则应候云南案
结后再赴英国。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郭嵩焘亦就不能出国；奉 旨署理兵部侍郎，并在总署行走。
郭嵩焘对办洋务，一面主张公平合理，认为非此不足以折服洋人。他 认为马嘉理被戕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当案发以后，意存
掩护，又不查明杀害情由，据实奏报，一味诿罪于深山中的野人。而中朝士 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群起袒护岑毓英，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态
度亦日趋强硬。这件纠纷固结不解，全由不讲公平、不讲事理之故，因而奉 命入总署之日，便单衔上奏，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外，交部严加
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郭嵩焘平时讲洋务，本已为守旧的“卫道君子”所不满；如居今然参劾杀洋
的岑毓英，在他们看，显然是私通外国，因而引起了公愤，连他平素往来密 切的朋友、门生，对他亦很不谅解，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此外京
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到得第二年七月底，中英订立烟台条约，“滇案”解决；郭嵩焘可以启 程赴英国了，当时称为“放洋”；而“放洋”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 事。
有个广东人叫刘锡鸿，原任刑部员外郎；此人是郭嵩焘在广东的旧识， 谈起洋务来，颇为投机。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起放洋。但谈洋务是一回事，
办洋务又是一回事，郭嵩焘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好意气用事，而办洋务是
“水磨工夫”，颇不相宜。哪知刘锡鸿不死心，托出郭嵩焘的一个好友朱孙 诒来关说。朱孙诒向郭嵩焘说：“你批评他不宜办洋务的话，我都跟他说了，
他亦很有自知之明，表示一切不问，你只当带一个可以谈谈，以解异国寂寞 的朋友好了。”
听得这样说，郭嵩焘可怜刘锡鸿穷困不得意，便上奏保他充任参赞。 刘锡鸿是个司员，而且只是六品的员外郎，论资格只能当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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