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当袁有意请他赴京时,袁“太子”克定的劝驾最为有力。袁克定极不喜欢梁士诒,有人献议克定,把徐请出来,是打击梁的好办法。袁克定由京中赴河南,便力请徐来彰德,徐未答应,可是双方往来了好多信札。
民国3年2月,袁特请徐的门生王揖唐专程到青岛促驾,并带了一封很恳切的亲笔函,徐被老朋友这番诚意所感动,一方面也觉得这位老朋友的威权日益显赫,于是才命驾动身,于3月29日到了北京。
袁于5月1日明令撤销国务院时,同时明令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可是,徐表示不肯接受。袁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前往劝驾,徐还是一副遗老的模样,怎么劝也不答应。
搞得段祺瑞有点光火了,大声说:“菊老(徐字菊人)老是不肯出山,岂不辜负总统一片苦心,叫我们如何复命?”徐这时才改变了口气,作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当然,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暂时出来过过渡。不过,民国官俸我是绝对不能领受的。”
孙、段向袁复命后,袁很高兴,立刻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了出来,改为政事堂。
自己则搬到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办公。由于总统和国务卿办公的地点都在同一个院落,因此袁便常常跑来和徐聊天。
袁对徐特别尊重,他叫手下人尊称徐为老相国。徐到任刚满一个月,因为他宣称不受民国官俸,可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4000元送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荷包里拿出来的,徐便欣然收下。
政事堂既设在含和殿后的遐瞩楼,它的所在地可谓一半在总统府,一半在旧国务院。
只有印铸局本就在院外。政事堂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公所则是旧国务院址。政事堂之组织细则为:(一)国务卿有参与军事之权,军事会议国务卿得列席;(二)对外公事均以政事堂名义行之;(三)国务卿于政事堂范围内得发堂谕;(四)国务卿得召集各部总长在政事堂会议。照上述各点,国务卿实质上的职权,远超出前此国务总理之上。各部除例行公事得自行办理之外,主要的均须国务卿核准,所以各部总长对国务卿颇有从属关系,当时还有一项规定,即外交、内务、交通、财政、陆军五总长,规定每日必须谒见袁,谒见时由国务卿率领。
徐对朋友说,国务卿的冗忙,并不下于清朝兼管各部的军机大臣。这位老相国每天起身甚早,8点后盥洗完毕即办公,至9点钟即至总统府,至10点钟偕左右二丞杨士琦、钱能训入谒袁议论国事,11点钟到政事堂办公,12点钟午膳,有时陪袁共食,有时则和杨士琦、钱能训共食。下午2点钟休息,至四五点钟起办公到晚上10点钟。
政事堂下六个局是机要局、主计局、铨叙局、法制局、印铸局、司务局六局。最忙的是机要局,机要局除了局长张一廏外,还有两位副手是冯学书和郭则云。张一廏最勤,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办公,杨、钱二丞则7点上班,把张整理出来的公事复核,然后向徐呈阅。张一廏和袁的关系也很深,在此以前,梁士诒虽权倾一切,可是张也是一位红牌秘书,他不属哪一派系,据说徐世昌的出任国务卿,袁、徐之间的许多细节都是张从中间传述。主计局长吴廷燮,一向和徐的关系很深,熟于政要和考据,文学见长,人以道学先生目之。主计局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财政机关,旧日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即合并于主计局。吴不是财政专家,出长主计,令人有才非所用之感。吴有鉴及此,乃在财政考据方面发表“权威”意见,诸如中国田赋簿籍之数,税法因革之原,他都考之有据,还著了一本《清理财政考略》专书。主计局设在怀仁堂,即清朝的仪鸾殿。铨叙局、印铸局、法制局都是旧人,司务局是专办庶务,局长是曾随徐在东三省的旧人吴芨孙。
徐世昌出山后,自有他的作法,他认为“为政不在多言”,过去阁员入阁之初,总是长篇大论的发表政见,结果则是一事无成,焦头烂额。如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所以不敢有新政发表,只求择可行的行之,不可行的不行,行而有成效的就是善政,相反的就是恶政。他说:“如果大家讥笑我无所表现,我也不敢辞,今天大家拉我出来,或者就是因为我的这种特性。”
然而徐的特性是什么呢?具体言之是“复古”!
“复古”,并不是徐的倡始,其实正是袁的本意。任何一个新旧蜕变的时代,旧的阴影总是时隐时现,袁的北洋系根本是个旧东西,他不是一个非常人,无法除旧立新。
自民国成立以来,一般武人、大吏和无行文人,其头脑顽固的自不必论,大多数则是争妍希宠,以求升官发财,我们随手拣来就有许多证据。
一、元年三月三日,东三省都督赵尔巽下令:“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这位由清朝督抚变作民国都督的赵尔巽,不知他心中的政党是什么东西,民国是由何人创造?
二、元年三月十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令南城居民撤去国旗,盖恐两宫触目生感。
冯国璋后来还做了民国的总统,可是他的心中,国旗竟不如逊清的废帝重要。
三、甘肃都督赵惟熙不肯剪发,且对剪发的人加以迫害。元年七月,甘肃旅京人士向参议院请愿,要求转咨政府,电饬赵惟熙剪发,并保护剪发人民。后来赵获得二等嘉禾章和陆军上将衔,竟有谢恩折,折中凡是有“凯”字处,均以恺字代替。
四、元年樊增祥电袁,反对官吏自称“仆”。又谓民国宜有五等爵位。
五、二年二月廿八日,北京《国风报》载有冯国璋、倪嗣冲劝进密电,中有句是:
“……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倾心,可寄将军于阃外……”。
六、湖北商民裘平治(一说是山东人),函呈总统府,略谓:“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
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如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袁虽于二年三月十九日下令拿办,裘竟公然晋京自首,像是讨赏的功臣。
七、二年四月,湖南人章忠翊递上劝正皇帝位表,自称曰臣,全体用骈文,有不可不正位的理由六。袁令湘督拿办,但无下文。
以上各则,不过随手拣来,像这类怪现象,多不胜举,主要是袁不认真禁止,且似乎在鼓励,所以才会像野火一样时灭时起。
到徐世昌上台,复古便公然倡导。徐到任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全国文职官吏,在呈送履历片时,必须开具清朝的旧官衔。当他任国务卿时的第一次端午节,他戴了红顶花翎,以“大清”太傅身份,参加了逊清的节宴,并且向溥仪叩头拜节。由于徐国务卿竟恢复了太傅身份,外间就传说袁将通过徐恢复大清帝国,各部次长将用满人的谣传。徐不只是要所有文职官员在逊清时做官的履历,同时更进一步恢复旧时官名。3年5月23日,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改观察使为道尹。变本加厉的,是所有前清官场中的旧习惯,包括称呼、排场等等也都恢复了。袁指示陆军部通令各省军事机关,无论在公文上或私函内,一律禁止互称“先生”;这和民国元年2月24日临时总统孙中山先生下令取缔“大人”、“老爷”等称呼,官吏以官职互称,人民以“先生”或“君”互称,恰恰成为尖锐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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