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小人是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西山十戾本书开头时曾提到,是附会整个清王朝的重要人物,即:多尔衮(熊)、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和珅(狼)、海兰察(驴)、年羹尧(猪)、曾国藩(蟒)、张之洞(猴)、西太后(狐)、袁世凯(癞蛤蟆)。
十三太保就是“六君子”加上“七小人”的总称。
“六君子”本来是代表人物的名词,史书上我们曾看到好多次:
第一批是唐玄宗时的陈宜中等六君子;
第二批是宋宁宗时太学生周端朝等六君子;
第三批是明僖宗时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
第四批也是明僖宗时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等六君子;第五批是光绪朝戊戌维新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这六君子因帮助光绪变法,被慈禧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最后的六君子是民国4年发起筹安会的这六位先生。
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六君子,都和袁世凯有关,戊戌年袁世凯出卖新党,以六君子的头颅换得他的富贵,使他得以获得慈禧的宠信,掌握清末的军政大权,最后取得天下;到了民国4年,却因洪宪六君子而促成帝制,最后因称帝而众叛亲离,83天皇帝梦,把生命也赔了进去。后人论袁说他以“六君子”起家,以“六君子”亡身。
最妙的是:袁世凯一生与湖南人特别有关系,戊戌六君子的核心是谭嗣同,因为谭嗣同传达光绪的密诏,要袁兵谏结束慈禧和她周围的守旧派势力,袁据此向慈禧和荣禄密告,而导致戊戌政变。谭是湖南浏阳人。洪宪六君子的主角是杨度,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最妙的是打倒洪宪皇帝的蔡锷,也是湖南宝庆人。
外国报纸称洪宪六君子为“君媒”。其实这六个君媒真正主角是杨度,助唱是孙毓筠,其余四人都只是“边务大臣”。这六君子如细分一下,其中有三个湖南人,有四支鸦片烟枪,一个纵横之士,一个失意军人,两个国民党人,两个书呆子。杨度是创办人又是包办人,其他五位都是他所物色而来的,其中只有李燮和是因穷困投奔老朋友找碗饭吃,碰上了这个“大好机会”。筹安会成立时杨发表谈话称:“我素为主张君宪之一人。辛亥年组织国事共济会时,曾建议由国民公决政体,其时因国会未产生,只得从总统之后,成立共和政体。现与同志数人研究共和、君主孰宜于中国,与共济之宗旨正同。
我以为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又非立宪不可,这四字不能增减一个。”
袁的局面在垂危时,帝制已撤销,首倡帝制的杨度当然成为众矢之的。早在袁尚未生病时,4月12日,杨度即呈辞参政职,他的辞职呈文如下: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微忱,究无补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俾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所有辞职缘由,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
后来有好事之徒把这呈文戏改数字,刊于报上: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狐能,究无补于帝制。燃犀镜澈,毕竟公道昭然,拍马技穷,自悔天良丧尽。无俾士麦之霸才,羡日耳曼之宰辅,即今有心献媚,终于无福封公。流言恐惧,窃难免于狗烹,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兔脱。所有悔罪辞职缘由,理合奏请大皇帝圣鉴!”
平情而论,杨的政治主张是不合潮流的,可是他却不是一个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政客。他自清末民初,一贯主张君宪,他在政治节操上比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原则。若说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
自帝制取消后,过去陷害国民党的特务们,忽然负起了监视帝制祸首的新任务。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炽。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纷纷出京避难。报载杨度畏罪先逃,这是小看了杨,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债声中,过着苦难日子,国史馆员向他索薪,泰来洋行向他讨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访问杨度,杨仍纵谈大势,一如平常。记者形容杨态度安闲,词意坚决。杨说:
“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
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但我们友谊未变。……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惩办帝制祸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命令。祸首名单只有八人,就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原来这个名单也是几经修改补充的,护国军方面提出祸首名单是13名,后来人称这13名为“十三太保”,那是“洪宪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宪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老实说,参加帝制活动的,怎么会才止这13人,不过护国军方面认为袁是罪魁祸首,巨头已死,不必牵连过广,只要象征式地惩办一下,以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虽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为帝制祸首和他们是有血肉关系的,所以名单的决定就很困难。
照理,所谓罪魁祸首,应该是变更国体,制造内乱的国事犯,然而当北京政府研究祸首名单时,首先是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替雷震春、张镇芳乞情。于是这两个名字便从名单上剔出了;接着冯国璋自南京来电替段芝贵求情,而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强调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名单中又少了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好感,通缉名单中不必列国民党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两名;最后为了袁乃宽是袁世凯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这样一来,“六君子”只剩杨度和孙毓筠,“七凶”只剩朱启钤、周自齐和梁士诒三个交通系的领袖。而原来所谓十三太保的名单变成了“五太保”了。在决定五名祸首名单时,也有人替梁士诒求情,说:“加入此人,则金融界将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将来替政府筹款。”黎元洪大不谓然,他生气地说:“那么,我们不如干脆不下惩办祸首的命令吧!”
52书库推荐浏览: 丁中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