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名单上祸首名字越来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交代不过去,才很勉强地加进了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实说罪魁祸首随手拈来不计其数,如果顾鳌等三人都算数,这张名单可以达五百人了。所以惩办祸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责,通缉令也是通而不缉。通缉令颁布前,杨度和孙毓筠避往天津,刘师培由西华门外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后来知道自己榜上无名,才和严复同至黎元洪寓申谢。杨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鸣台八号。当时有人曾以“一羊驱三午”相讥,羊指杨度,三午是魏午庄、端午桥、夏午诒。杨在天津屡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环阻。
两位变节的国民党人,一位是孙毓筠、一位是胡瑛。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或死或逃,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无复苏之望,乃有自寻生路的企图。筹安会成立后,孙自谓“大病不死,大难不死”,于是皈依佛法,延请谛闲、显珠二大法师讲经,并拟开办佛教大学一所,且介绍谛闲至团城和袁克定见面。袁克定说:“因为多病,病中看佛经颇有心得。”谛闲告以:“公子将来大贵,请爱惜此身留为世用。人世法与出世法本自圆融。”袁说:“将来若有那一天,必为佛门尽力。”当国体投票前,孙著《反对世袭总统议》,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劝进大文。惩办祸首的通缉令下后,孙已赴天津,外传孙在天津廿七路自杀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个视死如归的革命斗士,与吴樾同谋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装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他说话口音像桃源话又不像桃源话,像湖北话又不像湖北话,像四川话又不像四川话。至于他的身份,有时是革命党,有时是军人,有时却又是政客。他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动也反到极端,甘为帝制祸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党要亡命,加入筹安会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着对头——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吴正想找一个弱者开刀,所以派侦探一直监视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学者严复,参加筹安会是糊里糊涂的,只由杨度一片说词,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筹安会发起人中。不过以后筹安会的通知单一次两次地送上门来,他既不移步到会,亦不否认列名,只来个不理不睬。当梁启超发表那篇轰动一时的《异哉国体问题》,袁想借重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诒登门以巨金为寿,可是这次却摸错了严的脾气,他淡然答说:“我老了,不怕什么了,文章也不能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他的老朋友林纾见他列名筹安会,乃气喘吁吁地跑来,问他:“又陵,你怎么干出这样事来,无论袁家成败,你都不值得啊!”严却淡然说:“不相干,让他们去闹!”
林说:“你应该否认吧!”严以漫不经意的态度说:“不否认也罢!”后来帝制取消了,袁也死了,杨度也走了,通缉祸首令也下了,林又气喘面白地跑来说:“又陵,你要离京啊!”严仍淡然说:“不离也罢。”林急得搓手跌足说:“不离京也许要坐牢,老朋友要救也无能为力。”严说:“是祸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么,文章我没有做,都是他们做的,是非终可大白,最好听之任之。”
严有十足的中国读书人怪脾气,老而倔强,贤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后生小子。
当别人恭维康、梁是先知先觉,严则说:“误清室者乃此二人,误苍生者,亦此二人。
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光绪终可畅行变法,乃康热中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康最后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太甚,救国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与今我宣战。”袁死后,有人问严说:“黎黄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严说:“不行不行,黄陂德有余而才不足。”他的怪癖是欢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恶之,人之所恶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学人是刘师培。刘师培字中牧,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之家,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所不通,旁及释道诸经典,不剽窃前人余绪,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刘好为大言。其实他是有真才实学。早年他和章炳麟办《国粹学报》鼓吹革命,又和章创光复会,其后亡命日本,也算是一个气度觥觥的革命志士。他的太太是扬州何家辂的胞妹何班(后改名何震),是一位风流跌宕的交际人物。两夫妇亡命日本时,刘与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见,何因不惯流亡的苦日子,便怂恿丈夫不如归去。刘是个书呆子,慑于娇妻的阃威,又不胜浸润之谮,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党人疏远,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说:刘光汉是老婆俘虏,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见,章炳麟等亦时对刘指谪,刘乃放弃党人,束装回国。返国后入了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贻书责刘,刘因内疚于心,不加答辩。迨端方卸任,刘惘然无依,遂赴四川任国学院讲师。辛亥革命后,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资州被杀,川中革命党人认为刘师培是端方故旧,欲置之于死。章炳麟闻讯,急电谢天星等营救,词意恳切。章电云:
“……昔姚少师语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替,诗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刘获章营救后,乃远走山西,后因蔡元培之照顾,得执教于北京大学。民国4年受袁世凯委为总统府咨议、教育部编审、参事、参政、上大夫。他列名筹安会后,曾发表《国情论》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凯)也倒了,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做了场黄粱梦,由西华门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幸亏李经羲一言,才把他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剔了出来,于是他去邀了严复同至东厂胡同黎宅谢恩,黎没接见。
刘畏妻如虎,堪称惧内泰斗,为其是张继(溥泉)形容起来,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据说张继寓居北京时,某夜刘怆惶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门声甚急,刘凄然告张:必是我太太来了,我怎么办?我一定要躲一下。一边说一边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动。张出启门,乃是另一位客人。为之大笑,急返卧室拖刘出,刘再三不敢,以为张诳己,既出,手足战栗不已,谈话亦不终而告辞。
刘的《左衅诗文集》中,曾有《书杨雄传后》五古一首云:“苟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杨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削而口诛,惟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疏?宋儒作苟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杨子书,思访杨子居,斯人今则亡,即吊空踌躇。”这首诗是替杨雄辩诬,也是替自己辩诬,集中虽说是游川旧作,但人们都说是帝制失败后解嘲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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