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多民歌都是自己编来歌颂自己的，子产不需要，这是一首真正的民歌，因为歌里唱到的都是事实。
改革三年，乡校如火如荼，老百姓的子弟们都享受了义务教育，一个个知书达理了；改革三年，土地的产量年年攀升，小的天灾完全没有影响，老百姓们都尝到了田洫的甜头。“产量增加了，还没有从前那么累了，还能抵御天灾了，田洫，就是好；子产，真他姥姥的牛。”大家都这么说。
改革获得成功，但是，只是初步的。在子产的改革进程表中，这仅仅是个开始。
郑简公二十八年（前538年），子产推出了第二项改革措施。
《左传》：郑子产作丘赋。
对于“作丘赋”，历来的解释有很多混淆之处，主要是都想把这件事情说得很完美，说成国家和老百姓双赢。其实不然，这件事情对老百姓并不是一件好事。
丘，就是指没有被列为国家土地的那一部分土地，主要来自荒地开发、征服其他国家或者部落得来的土地。这部分土地从前是没有赋的，也就是对国家没有义务。而这部分土地上的人多半是野人，对国家也没有义务。
子产的“作丘赋”就是要让这部分土地和这部分土地上的人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对这个国家负起义务来。
所谓的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也就是说，按照土地面积承担车马、甲盾和徒兵的义务。对于这部分土地上的人来说，从今以后要购买战车战马、皮甲武器，遇上战争必须参加打仗、保卫国家了。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新增加的负担。
负担增加了，但是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子女能享受义务教育了。
从前，战争是贵族和国人的事情，野人没有资格参加。现在，野人要和贵族和国人并肩作战了，国野的分别从此淡化掉了。这就像当今的农民工进城，尽管待遇低下而且很辛苦而且经常被拖欠工资，但是这也使得城乡区别变小，也给了大量农民工成为城市人的机会。
“作丘赋”毫无疑问增强了国力，对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大量的人来说这不是好事。
首先，当时大部分的丘实际上被贵族占有，他们的利益因此而受到损害；其次，对于依附于此的野人们来说，他们的负担增加了。
“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许多郑国人对子产恨之入骨，他们说：“他爹就死于非命了，他就变成了蝎子尾巴来祸害百姓。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这个国家怎么好得了？”
这个时候，如果子皙还在，振臂一呼，率领无数野人杀来，估计子产就真要跟他爹一个命运了。
“大家都在咒你死啊。”大夫子宽来告诉子产，他对子产的新政也很不满意。
子宽，郑国公族，又叫浑罕，是浑姓的得姓始祖。
“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子产知道子宽的来意，毫不犹疑地这样回答。“好的治理不能随便改变政策的标准，这样才能成功。老百姓不能纵容，政策的标准不能轻易改动。丘赋早就应该有，不能因为从前没有就否定丘赋的正当性。《诗经》里说：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我是依照礼法来行事的，又何必怕别人说什么？我不会改变政策的。”
见子产的态度决绝，子宽告辞出来了。
“子产这样加重民众负担的做法，其后代大概要先灭亡了；而郑国如此做法，肯定会比卫国先灭亡。”子宽自言自语。
子产作丘赋是否正确，历来也是说法不一。从历史的角度说，子产的做法无可非议。
首先，作丘赋具有合法合理性。时代变化，兵赋不可能还按照祖宗时候划分的土地一成不变；
其次，子产先做封洫后作丘赋，先利民之后取之于民；
再次，郑国处于晋楚之间，贡赋负担为各国之最，因此不得不从民间征收。
子产说得对，“为善者不改其度”，对老百姓好不等于要改变国家的法度。“民不可逞”，老百姓的要求不应该无原则地满足，因为老百姓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国家领导人要综合考虑国家的利益。
到此，我们可以看到，子产是一个非常强硬的领导人。但是，强硬的背后，子产是一个深思熟虑，懂得掌控节奏和力度的人。
此外，子产并不是一个对内强硬，对外软弱的人。
第二一六章 叔向的痛苦
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子产继续他在郑国的改革。
子产也许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的改革，开创了中国法治史的先河。
《左传》：三月，郑人铸刑书。
子产命令人把刑法刻在了鼎上，是铁鼎还是铜鼎历来有争议，不过这不重要。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法律第一次被公布于众。
在此之前，贵族之间用“礼”来约束，老百姓才用“刑”。“礼”是有明文规定的，贵族都要学习。可是，“刑”就没有明文，而完全掌握在执政者的手中，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有时候说一是二，说二是一。说不管不管，说严打严打；今天杀人无罪，明天偷针砍头。老百姓要是犯了罪，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所以，《周礼》写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来自朋友的反对
郑国推出了刑鼎，举世震动。
叔向在晋国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非常失望，于是派人给子产送了一封信，以表达自己的失望。
叔向的信是这样写的：一开始我对你抱有很大的期望，现在看来是没戏了。从前先王根据事情的轻重来判定罪行，而不制定法律条文，就是为了防止人们胡搅蛮缠。即便如此，还是不能禁止犯罪的发生，因此又通过道义来限制，用政令来约束，用礼法来推行，用诚心来维持，用仁慈来奉养，并制定了俸禄和爵位的制度来劝勉人们服从教诲，通过严打威慑放纵的人。还怕这样不够，又用忠诚教导他们，对好的行为加以奖励，教他们掌握一些专业技能，使其心情愉快，同时又感到严肃而有威严，对犯罪者果断处罚。同时还经常请教圣明贤能的卿相、明察秋毫的官员、忠诚守信的乡长和仁慈和善的教师，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俯首听命，而不发生祸乱。一旦百姓知道国家有了刑法，就只知道依据法律，而不会对上司恭恭敬敬了。而且人人都会用刑法狡辩，希望脱罪，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就没办法治理了。夏朝乱了的时候做了《禹刑》，商朝乱了的时候做了《汤刑》，西周乱了的时候做了《九刑》，三种刑法的制定，都只是加速灭亡而已。现在你治理郑国，作封洫、作丘赋，制定了三种刑罚，又把刑法刻在鼎上，企图以此来安定百姓，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诗经》说：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都能安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邦信赖。这样一来，又何必制定什么刑法呢？老百姓知道了法律的规定，今后就将抛弃礼法而只相信刑法。刑法中的每一个字眼，他们都会钻进去跟你狡辩。今后，犯法者会越来越多，贿赂也会越来越多。等到你去世的时候，郑国大概也就完蛋了吧？据我所知：国将亡，必多制。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必定制定很多的法令。这大概就是说的郑国的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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