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娅楠开始讲她的身世，讲得艰难，时断时续。最初她在S市的新民县像别的孩子一样长大，然后父亲的患病去世打断了一切。她母亲很美，但是多病，性格柔弱，几年前成了县里一位领导的情人，这位领导如今已上调S市出任高官。她母亲多病——她反复说到这一点——因此她们母女的生活重心就是维持住与高官的关系。高官自有家庭。那位母亲向来找不到什么活路，何况如今到处都在下岗失业，她们一定要维持这个关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包括我自己要付出的代价。”她说。她挪了一下咖啡杯子，又挪回来。
我仍能在脸颊上感到残留的麻木感，可也不至于恼火，毕竟在S市，抽人家一记耳光和被人家抽一记耳光之后，都只有一种态度是正确的，那就是若无其事。我问她能不能讲得清楚些，她不说话。某个似曾相识的阴影让我不安起来。
我做了几个洗脸的动作，舒缓一下神经。我决定告诉她一个故事。“我大一的时候，遇到几个高中同学，他们跟我说了一件事。”我开始把那个高中女生的故事讲给她听，最初讲得犹犹豫豫，后来顺畅起来。我告诉了她所有我知道的，除了那姑娘疯掉的结局。我说，类似的事情我听到过不止一桩。
我没告诉她，可是那一桩不同，因为我认识那姑娘，不得不时常回想起她的脸。我问她，她的事情是不是与此相似。她点点头。我问她，是不是她的继父。她又点点头。
我能说什么呢？运气不错，现在我们有了高中女生故事的又一个版本了。
这个版本是这样的：父亲去世后，刘娅楠变得非常紧张——她没有说自己“紧张”，但描述出的状态完全是那样。她跟别的小孩再也不一样了，童年中断了，年龄稍长些，也不曾经历知慕少艾。她的生活就是看着母亲眼色行事，保住与高官的关系。现在她想吐露这一切——她没说“吐露”这个词，但她表示了这个意思，她需要这个，虽然很难。她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件事，除了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那个姐妹。在新民县，她母亲认为自己与高官是相爱的，至今依然如此。那是她成为情妇的理由。她母亲总是对了解他们的事情的人说，自己与高官有心灵感应，他想什么她知道，她想什么他也知道，心有灵犀。总之就像是他们可以拍发心灵电报之类的玩意。有天晚上，她出去的时候，心灵电报失灵了，她没有感应到高官正强奸她的女儿。那是刘娅楠初一时候的事。这持续到半年前为止。半年前高官安排她读了一家住宿的美术高校，可是她没上什么学，是学校里画得最差的。她已经离开那学校了。
沉默片刻，我问她为什么把这些告诉我，她说觉得我可以信任。我问她既然不上学，那么在干吗。她说，就是在玩吧。这时我决定告诉她第二个故事。我说，我曾有另一个女同学，她总是骗别人说自己父母离婚，继母对她如何如何不好，惹得别的女生哭红了眼睛。可是最终，大家发现这一切都是编造的，她的父母根本没有离婚，更没有什么继母，她虚构了整个故事。
有时候，一些还在青春期的孩子会编造些拙劣的故事来骗取他们真正缺少的东西，比如编造自己家里的富有来获得一些敬畏，编造离奇的经历来吸引注意力，编造某个爱好来增添一点儿魅力，或者最普通的，编造不幸来获得一些爱。
在S市，这种编造被笼统地贬斥为吹牛。可是谁又不吹牛呢？借由一杯又一杯酒，人们把编造的习惯延续终生。只有置身其间，你才知道人生何其虚幻。
刘娅楠摇了摇头，不是的，她跟那个女生不一样，她说的是真的。她从口袋里拿出千纸鹤相册，给我看她母亲的照片。那母亲的神情，手上的动作，倚在酒柜前的脆弱的样子，看上去就像落入水中准备抓住漂来的第一根木头——给我如此感觉。当然，这只是照片而已。这事情我当时无法确认真伪。
后来，我知道刘娅楠的故事是真的，但真伪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我开始想，这终究是个“慕氏时代的故事”。这我可以稍后解释。我不是非把自己遇到过的事跟某个时代联系在一起不可，也不是要归咎于什么，甚至于对那时代不无理解之处。但是不在那个年代，不在那个地方，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
“那，”我说，“你的事，你没告诉她？”
“她知道。”
那时我还会对这样的事感到匪夷所思。
“那，她还要继续跟你继父的关系？”
“她跟我说，你就当是报恩吧。”
就是这样。继父出现在这种故事里总会比生父好一些。我想是这样。
她问我，跟她回她住的地方，怎么样？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跟她说过，如果我去她家，那么只是去她家。她是个孩子，我对不快乐小姐的兴趣也并非那种。在我们走去她住的地方的路上，我脑子里想的并不是她，是某些抽象的东西。
就像有维多利亚时代、镰仓时代、戡乱时代一样，S市的那个时期也可以叫作慕氏时代。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慕氏是我们当时的市长，那个激变时代的明星人物，改变了整个城市。那是S市的工业建筑与灯红酒绿奇怪地组合在一起的年代。慕氏是真正的市井无赖。他后来病死于监狱。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如何发生。这种人的征服力我们深有体会。在酸菜白肉、酒和严寒之外，是对放肆无忌的深深激赏，定义了何谓S市人的灵魂。
那时还有所谓的风月场所。我们身处当时当地，对一切了然于胸。不可能有人比我们更了解那种建筑为何样子奇怪，没有窗户，堡垒一般，门缝里透出粉色的灯光。至于内情，你不会真的想听。难忘的年代，嗯？奇诡之城。若不是我尚不曾像如今这般回望过去，那一切本该有些惊悚的味道。
色情，需要谈这个。
要问我们，20世纪70年代生人，在可叫作灵魂的那个地方从当年继承了何种对于性的态度，并不容易回答。我琢磨过这个问题，想到的最接近的答案是“过度”。小学有个时期我妈不让我玩跳棋，可我总是跟一个伙伴在暗中玩，不惜跑去各种隐蔽的地方，次数一定超出了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然后有一次突然吐在了棋盘上。那是一种放纵、恼恨之感，夹杂着欢乐。我们对于性的感觉中被迫继承了的部分与此类似。没有字词能准确描述它，它只是“X”感觉。
无妨承认，我也去过风月场所。电台里有个叫孙中堂的家伙，为大家提供安全情报。你可以理解为当时有一个隐形“公司”在管理着一切。孙中堂是风月场里的CIA,我们都依赖他的情报。
好吧，那时我们一分钟内就会见到十几个裸体姑娘。鱼水之欢不费什么钱，主要开销是酒。洗浴中心的那种我没试过，那会尴尬得没法进行。我去过唱歌喝酒的地方。“下班没？嫖娼去不？”真有人互相这么问。那跟“老四季抻面吃不”是一样的。欢场上趣闻颇多。如果你多嘴问小姐是哪儿来的，她们多半骗你说，白城的。白城是吉林省的一个地方。反正莫名其妙，一夜之间所有的小姐都变成了“白城老妹”。这种事越来越向黑色和滑稽演进。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家伙一面让小姐抚弄着那话儿，一面问，你见过的鸡巴有一土篮子没？你知道土篮子，就是我们在小学劳动课上挖土用的那种柳条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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