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坐在那里，把头向右一歪，脸向上一翻，眼看着我说：“冯先生你不知道沈钧儒，我是知道的，那家伙糊里糊涂，共产党预备好了，他是干的。”我说：“你的眼睛认不出人来的，沈钧儒是正人君子，他怎么会这样办呢?”
散会后我回到巴县中学，一进门正看见沈钧儒先生。我说：“很好，今天有个消息跟你说。”我就把今天何应钦报告关于沈先生的一段向他说了，并把大家所谈的告诉他。沈先生说：“好，我去找何应钦。”后来我听沈先生说，他见了何应钦，说请何把他下监，不是说他要暴动吗?何说：“没有的事，全是谣言。请坐，喝茶，不要生气。”
不多两天，我见到江西一位姓徐的，少将阶级，他在綦江附近训练团当高级政治教官。因为他是李协和(烈钧)最好的朋友，他知道我同协和先生也是好朋友，他特意来见我说，他们的团长姓桂(永清)，接到特务的报告说他这几千学生里，有共产党还有汉奸。桂就惊慌失措地抓起很多青年，除了乱打以外，又把火筷子烧红了烫他们，这种严刑之下要什么口供没有呀!已经有一二百人被枪决了。
他看到有几个青年拉出来的时候，姓桂的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暴动?”那青年们说：“为的要杀你。”姓桂的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我?”青年们说：“你无缘无故杀了这么多青年，你丧尽了天良，我们还不该杀你!”姓桂的大怒：“推出去枪决!推出去枪决!”这样枪决的又有一二百个人，还有六七百人关到监狱里。
后来有些青年的家长知道了，就写信给蒋介石说：“我的儿子为了抗战，为了杀敌人，到了你那里受训。现在你把他们杀的杀死，关在监狱里的关在狱里，你要是不把他们的罪说出来，我们要起诉你。”这样的信有六七十封，因此蒋才派了几个法官，来审判这些坐监的青年到底是为什么?
法官提出了一位青年来问：“你的口供上说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他们要暴动，你怎么会知道?”青年说：“我知道。”法官就把自己来的事告诉他们：“我是政府派来的，你们有什么冤屈告诉我，我不是特务。”青年回答说：“他们拿出火筷子烫我，我没有法子，不能不说。”
法官问一个青年：“你认识沈钧儒吗?”青年说：“我在报上看见过他的名字。”
法官又问另一个青年：“你的口供说，你同南京通无线电，你把无线电抛在江里头啦!你只留下一个钢圈，这是你的钢圈吗?”青年说：“不错，是我的。”法官说：“我看这不像无线电上的，你在哪里弄的钢圈，你说实话。”青年说：“他们天天用针刺我的手指头，用火筷子烫我的两肋，我没有办法，只可给他们找一个凭据。”法官问：“这个凭据哪里来的?”青年说：“值班的表上的。”法官问：“表在哪里?”青年说：“表我掷在茅厕里，我只拿这个当证据。”这样法官就领着人掏茅厕，掏到最底下，把个破表找出来了。就这样全都证实冤枉了这些青年，错杀了这些青年。
法官们把这些情形报告了蒋介石，蒋就偷偷地叫桂飞到印度，又转到德国希特勒那里，给蒋介石做代表去了。一面叫把监狱中的六七百青年放出来。那些青年们说：“忽然把我们抓起来，忽然又把我们打了，忽然又把我们下了监，忽然又放了我们，我们不出去;我们先要问问，犯的是什么罪?”蒋介石没有办法，就找张治中，张治中去说了两次，这些青年们还是不肯出狱。后来张治中哭着说，这些青年们也都哭了，最后才出来了。
这些都是实在的事情，有许多人都活着，可以查，可以问，多少很好的青年都是无缘无故地被蒋介石给杀害了。
蒋介石招考送到外国去的留学生。
他是先登在报上，说明白，要会外国文字的，要在大学毕过业的，或是同等学历的。有些青年人们，不晓得他这内容，都很高兴地去投考。哪晓得一进了军事委员会的门，有的人就看出来了，那个阵势摆得决不像考试出国留学的样子。第一就是填表，印好了的表格上来就是一百几十条，如同信仰蒋介石，服从蒋介石，为蒋介石而死，这一类的话，就搅了二三十条。接着下边就是对于蒋介石一辈子忠实，若不忠实就愿被活埋。若听见有人说蒋介石不对，就要报告，不报告的就是罪恶。无论派到什么地方去，要宣传蒋介石怎样好，不热心宣传的人就是罪恶。每一天有一件报告的，得到奖励，报告多的得到奖励多，报告少的得到奖励少，报告特别少的，就是要得处分，报告的津贴，按十万百万千万的次序。总而言之，报告愈多愈好，愈秘密愈好。
这些青年人一看了这些表格，哪像是考试留学生，好多人就想退出去不考了。监考的几个特务头子，就把这要退考的青年拉到没有人的屋子去，一个一个地教训，问他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秘密地方，你要明白，这个地方只准进来不准出去。这青年人们一听，知道不好，有的装病，有的说家里有要紧的事。特务头子说：“有病这儿有医生，不准出去，就在这儿养病看病。你家有事，这是救国的大事，请你先把家里事忘了。”每天考两三个钟头，训练几个钟头，明明的说，你加入这里头，将来不但能留学，并且能升官，不但升小官，而且能升大官，不但升大官，还可以发大财，你们只要加入这里面，钱有的是，你们要多少就有多少。一个是官，一个是钱，一个是许他们将来可以到外国。假若你不加入，因为进了这个门了，再想出去是不成的，你若真正不干，那就不客气，你是敌人的侦探，下监坐牢活埋。
在重庆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他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以为真是考试留学生，很高兴地来投考，进去之后，才知道是完全不对，又不能出来。等到完了，他来见我，他把考试情形及表格，都详详细细地对我说了，我也把那表格全看了。他们父子俩对我痛哭：“这可怎么好呀!这可怎么好呀!”
他们来找我，当然是希望我帮忙，但是他们又说：“你是万万不能帮我的忙，因为这种事是不许别人知道的。若你一去说了，就算是他泄露秘密。”研究来研究去，那位老牧师，还是托了外国人，从美国发了电报来，说是外国教会上给那个大学生说好了，叫他到外国读书。他拿着这个外国电报去找特务负责任的人，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才准了他的短假。后来，跑到广东，再跑到上海，好几年的光景，因为他和外国人一块儿做事，或者特务人员们知道了也不去找他，才算脱离了关系。
拿这一段事情看，就知道哪一个纯洁的青年，不做人而情愿做狗，愿意一天到晚替人做害人的假报告呢?大抵都是被欺骗才加入这种罪恶而下流的圈子，当然也有一些甘心乐意做蒋介石的刽子手的人，那又当别论。
第43章 决心不守法
在重庆开十中全会，有许多人议论纷纷地说国家、党务、政治弄得如此的坏，全是不守法的结果。说来说去，给蒋介石知道了。蒋在纪念周上对大家说：“有人说我们要守法云云，我觉得有应当说明的必要。我们是革命党，我们要守法，就不应当革命，若革命就不应当守法。”他说这话时，很扬扬得意，当时听的人有许多批评他说：“你自己订的法总得要守的呀，你自己不守法，为什么还要立法院呀?”一会的工夫台下叽叽咕咕地嚷得很厉害。蒋介石把脸一红，把头一扭，就走了。一面走着一面说：“革命守什么法?”当时有些坏蛋都眉飞色舞地高兴起来，“我们是革命党，守什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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