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朋友，知道我和蒋介石的关系，但是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我和蒋介石的关系，因此，我就不能不把我自己介绍一下。为的是看我这书的人可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和蒋的关系。
若论国家军人的阶级来说，在民国十年，我在陕西当督军，陆军上将阶级;民国十一年我在河南当督军，也是陆军上将阶级;民国十一年到十三年，我当陆军检阅司，是陆军上将阶级。在这个时代，蒋介石跟中山先生当过上校参谋和少将参谋。民国十五年九月十七日，我在绥远西北的五原誓师，我是国民联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民国十五年底，我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当那个时候，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我是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也是该会的委员。民国十六年，蒋介石被他第一集团军的军长赶到日本去，不要他了。我约了阎锡山(阎锡山是革命集团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共同发电，找蒋介石由日本回来，不但请蒋介石当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还请他当全国的总司令。我们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都愿归他指挥。这一通电发出，蒋介石才由日本回来。以后，蒋介石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我也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蒋介石百般设法，他请我们推他为国民党的总裁，我们就推他当了总裁。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后，蒋介石找人给我说，他想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我就推他当委员长。后来林森主席死了，他希望做国民政府主席，我们就推他当国民政府的主席。民国二十四年，我当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同日本打仗这八年中，蒋介石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我在上海一带当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来又到河北省当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来又到湘黔川检阅所有后方军队。总而言之， 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委员，我也是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是军事委员会委员，我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我当副委员长;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常务委员，我也是常务委员;蒋介石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主席，我是最高国防会议的委员。
二十年的光阴，我同他都在一起。他是如何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可以说没有一桩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每次开会，他虽然不到，他在纪念周上的表示，在与各人谈话中的表示，和在三五个人聚餐时的表示，都清清楚楚的。他什么时候把狐狸尾巴露出来，我是看得明白的。
至于民国十七年他同我拜盟兄弟，他亲笔写的是什么东西，有照片;我写的是什么东西，也有照片。我是说明了的，你若真正为实现三民主义，我们就在一起干，你若不拿人民当主人，而拿人民当奴仆，我是不能同你在一起干的，不但不能在一起干，并且是非打倒你不可。请大家看看那相片，就知道那个意思了，这就是我同蒋介石二十多年来的关系。
我这本书是我说着，李德全夫人用笔记下来的，我不能不在这里，说一句谢谢的话。
第2章 第一次听说“蒋介石”三个字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总理并不是自今日始。有我的朋友确实知道，那一年孙总理在永丰军舰上，有陈炯明派的一个青年带着一个大炸弹去炸孙先生，被孙先生的人捉住了。后来有一个孙先生的外国朋友对孙先生说：“你是中国的大总统，是一个很大的人物，度量应当宽大。”这一个放炸弹的青年的父亲，是这个外国朋友的好朋友，因此他来求孙先生赦免他的死罪。孙先生完全答应了，并且说：“年轻的孩子懂得什么， 我一定释放他。”中山先生提起笔来下了一个手谕，叫把那放炸弹的青年释放了。临到中山先生离开永丰军舰的时候，蒋介石对守卫的人说：“不要放，快快拉出去枪决了。”后来某外国人知道了那个青年被枪决了，到处说孙先生说了话不算数。 实在呢，是蒋介石不服从孙先生的话，可是那个外国人，怎么会晓得那个内容呢!看看今天吧，孙先生原来说：“人民是主人。”蒋介石把人民当奴隶;孙先生主张国家独立，不依赖外人，并且说打倒帝国主义;今天蒋介石，是不是跪在帝国主义面前叫祖宗呢?
这是一件事实。有的人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那是说：“见微而知著也。”又说：“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蒋介石背叛孙总理的主意和媚外卖国，不是自今天才开始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的蒋介石，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
第二次听说蒋介石是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在外蒙古的首都(库伦)听见几个朋友说广东三月二十日逮捕了很多人，那是蒋介石干的。那时候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为了争夺个人的权力，把一些人抓起来了。
又有朋友说，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死了以后，蒋介石对黄埔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说：“总理虽然死了，总理的政治顾问苏联鲍罗廷先生在这里，就同总理活着一样;我们学校里无论校长、教员、学生，都要诚心诚意地服从鲍罗廷顾问，就如同服从总理一样。”并且要求大家举起手来宣誓，要内外如一地服从。这件事情，徐先生说得很详细，我不必说得太详 细了，可是过的日子不多，一脚踢跑的踢跑了，抓起来的抓起来，押起来的押起来。
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在莫斯科听说，蒋介石曾到过莫斯科。蒋说起话来是非常革命的，比谁都左。不久广东“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了，莫斯科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大家都摸不着头脑，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把许多人赶走的赶走，下监的下监?
一九二六年九月听说，蒋介石带着兵由广东到湖南，不久就到湖北。一些北平来的朋友们到包头五原来说，革命军是和国民军一致都是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正是我在五原誓师消息断绝的时候，就靠着一些不怕死的同志，得些上海和南方的消息。五原是在绥远的西边，察哈尔、北京、 河北省都是张作霖的军队;湖北、河南，陕西都是吴佩孚的军队。这时候从五原到上海和长江南岸，电报和邮政都不通，全靠着人送。所知道的蒋介石，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忽左忽右的人，怎样做与他自己合适，他就怎样做，并没有什么准则。
一九二七年到了西安(陕西省城)，有唐生智的代表某先生来说，蒋介石完全是个军阀;若同张作霖、吴佩孚比，张、吴是旧军阀，蒋是新军阀。我没有等那朋友讲完，我就请他去喝茶。我对他说这时正在北伐，若自己里头不一致，互相攻击，张作霖、吴佩孚怕打不下去了。那位朋友很文雅，不慌不忙地说，旧军阀太腐败了，容易打;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是不容易打的。若打他要现在就打，不能在北伐成功以后再打。那位朋友说话的意思就在本年首先应打蒋介石。我对他说，西安被围有八个月，饿死三万人，才把吴佩孚的部队刘镇华赶出潼关去，国民二三两军是很疲惫的。国民一军自从南口败仗之后，行军几千里，人员、马匹、器械亟待补充。吴佩孚在河南省巩县兵工厂，张作霖的军队在河南省信阳县。若是我们革命的军队自己杀自己，将来不堪设想 。那位朋友很耐烦地详详细细地说了两三天，他把蒋的独裁、专制都说出来。我对他说，你的话说得很对，不过大敌当前，我们先要打正面的敌人，不可自己杀起自己来。那位朋友很失望地绕道回湖北去了。他临走的时候给我一封信：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若不在这个时候把他打倒，将来他会把你们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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