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疯狂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川陕边赤匪”的刘湘，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得连忙向蒋介石请罪叫苦：“……六路围攻，官损五千，兵折几万，耗资一千九百万，无功而返，实属在下无能。然共军日益强大，不可纵之任为，还请委员长大力援助，重振川军雄风，共谋剿匪大业……”
刘湘的惨败喜煞了川北军民，他们到处歌唱：刘湘老儿瞎了眼哎，竟把妖人当神仙;一宝押错输了个尽，损兵折将五、六万。
红军才是真正孙大圣呀，定把那妖魔鬼怪全杀光哪全杀完!
就这样，在川北的舞台上，在美丽的巴山蜀水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和广大群众一起，上演了一部部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一座座丰碑，千古不朽!
第七章万里路征程艰星火遍地传“六路围攻”惨遭失败，川军分崩离析。
蒋介石大为震怒，通电责骂四川各路军阀：“尔等均畏匪如虎，望风而逃。相互猜忌怀疑，捏报战情，淆乱是非，致任匪驰聘，如入无人之地。犹以罗泽州奔逃最快，捏报最甚，不惟牵动全线战局，亦足动摇各路军心，不撤职查办，难定军心……
为稳住战局，蒋介石一面给刘湘打气，让其“提挈进剿，以资振作”，一面命令杨虎城出兵“以资呼应”。并令其嫡系胡宗南、上官云相等部相继人川，以贺国光等人组成“驻川参谋团”乘机攫取四川大权，积极筹划“川陕会剿”，企图对我军发起新的围攻。
金秋10月，本应是收获的季节，川北却农田荒弃，废墟一片，疾病蔓延，一派萧条。旷日持久的战争使苏区军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粮食、食盐、衣被、药品严重匮乏，物资短缺，补给困难。他们即将面临的又是一场极为艰苦的战斗，胜负难以预料，四方面军的前途难以定论。
这一切，王树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心痛刚建立不久的苏区又将遭受炮火的蹂躏、他同情广大贫困百姓又将流离失所，拖儿带女举家迁移。他心里沉沉的!
秋意萧瑟，凉风习习，这更增添了王树声心中的寒意。反六路围攻后方面军兵力只剩下六万余人，而敌人此次“川陕会剿”各路集结兵力达二百个团以上，红军明显地处于劣势。王树声并不惧怕凶猛的敌人，他深知革命要成功必定要作出巨大的牺牲，他只是在急盼!
望着西沉的落日，王树声愁眉难展：“中央红军，你们到底在哪里?”
他心中千万次地呼唤着。自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围剿”以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联系极其困难，几乎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
没有中央的指示，不能统一部署行动，王树声心里真没个底。
急呀，盼呀，就在王树声指挥方面军打响广昭战役的当天，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向红四方面军发出指示电。指示电说：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给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中包困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
接到中央来电，王树声有喜有忧。喜是因为有了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今后红四方面军可与中央红军紧密配合并肩战斗：忧则是因为中央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中央红军的处境肯定相当艰难。因此，红四方面军头等紧要的任务，是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
1935年1 月。旺苍坝军事会议。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来电的精神，进一步讨论如何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
为顺利实施渡江计划，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一方面出击陕南，以迷惑敌人，调敌北上;另一方面由王树声率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迅速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积极进行渡江准备。
王树声与参谋人员一道，沿嘉陵江东岸翻山越岭，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寻觅战机。最后，选中了苍溪、阆中一线为主要渡口。在苍溪塔子山附近，有个王渡场，山大林密，是隐蔽造船的理想所在。王树声发布了总动员令，让广大将士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造出一批战船和几座浮桥，保证渡江计划顺利实现。
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从2 月3 日开始，先后攻占宁羌、沔县、阳平关等重镇，吸引了国民党军队和川军的注意力。
2 月7 日，蒋介石的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电告孙蔚如：“匪陷宁羌，由陕窜甘已无疑虑，汉江上游形势严重，似宜侧重陕甘边区，兴安一带部队应移置汉中，以便较易策应。除已电调西乡、镇巴、石泵、汉阴一带部队留必要之少数守城外，汉江以南各部队亦正向南郑集中，加厚防务，并限各担任守备部队迅速完成一切准备。”
显然，敌军上了红军的当：调整兵力部署，增兵川陕边境，减弱了嘉陵江沿岸江防力量。红军实现了陕南作战的目的，于是停止进攻，撤出褒城之围，于2 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但是，此时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告知中央改变原计划：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区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川敌的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个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中央来电后，王树声几夜没合眼，思虑了许久，连夜找到徐向前总指挥。
“徐总，我认为方面军的渡江计划不能改变，我们已没有退路了!”
王树声沉重地说。
“是啊，陕南作战虽牵制了一部分敌人，但刘湘、田颂尧乘隙夺取了巴中、通江、仪陇、万源等地，川陕苏区的地盘越来越小，如不渡江作战，极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徐向前与王树声的意见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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