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哈里森等专家们认为，有时候文化比制度更重要。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得很生动，“现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唯一的区别，不过是自由派5点钟去听弥撒，而保守派是8点钟去。”要是新锐阶层与保守阶层同质化，那么任何进步都会变得很费劲，我不喜欢这个前景。
有时我想，如果把纽约整个儿地搬到北京，富豪阶级的快乐值就会大大增加;而如果把巴厘岛搬到塘沽，准中产阶级的同学们大概就会认为这个世界完美无缺了。这大概说明了金钱多寡使人们大异其趣。我倒是喜欢把九寨沟搬到什刹海的主意，不过他们可能觉得不够劲儿。
我觉得值得尊重的生活常识是，混到较高阶层是件大好事，但是如果能够保持活泼的趣味和独立的自我，就会更好些。北京的东方广场里有个商店，售卖的琉璃链坠中有一块名字叫“不会为你改变我的样子”，我觉得有过青春的人都该想想这个句子，是不是什么时候再混帐一下，对外面的功利潮流说上一次。
@范式独裁
我遇到过不少有神化自然的倾向的人，也遇到过不少有神化法国的倾向的。要是你提到协和广场啊，安东尼奥尼啊，他们的汗毛立刻就竖起来。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碰见几位足球俱乐部经理，正跟一位法国足球教练吃饭，说到巴黎，经理们说英文，读作“帕瑞斯”，法国教练就用法语纠正说：“巴--里!”经理们恍然大悟，统统迷醉而优美地跟读起来：巴--里!
要是你能听见他们发出的那种童声就好了。那声音是那么的稚气、干净，从西装革履、自命成功的中年男人嘴巴里迸出来，真是神才能创造的奇迹。
还有一个奇迹与照片有关。以前我看过一个外国记者拍的新闻照片，上面有个男孩，用一双绝望的眼睛瞅着镜头，患有严重的脑积水，脑袋像篮球那么大。那天他突然出现在王府井地铁出口处，被妈妈抱在怀里，瞅着我。那刺激的确非常剧烈。过去看有关人类苦难的照片，我总是觉得那些图景离自己很远，不是在刚果金，就是在卢旺达。可是突然间，遥远的图景实体化了，就在眼前。
那几天我一直忘不掉这画面。回忆自己看到的各种悲剧，看过的忧愁的电影，读过的绝望的书，领会过的悲悯的哲学，渐渐就不知道自己在琢磨什么了。
后来跟一个朋友说起这事儿，她很冷静地问，你给钱了吗?我说给了10块。她说，那你上当了，抱这小孩儿的肯定不是他妈，是别人，靠他赚钱呢。
要是米兰-昆德拉来写这个事儿，他差不多就会写：那个未能从悲剧带来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的男人的大脑突然空洞，气雾化了。要是在日本漫画里，我的耳朵旁就会出现一颗橘子大的汗珠。
这种有趣的事情真的很多。多年以前我特别相信梵-高在给提奥的最后一封信中的一句话：人生就是痛苦。我觉得这是最强劲的真理。我始终相信这话，直到某次在电视里看到，它从一个贪污犯的嘴巴里说出来。梵-高一下子就滑稽化了。
有一首挺有名的歌，叫《月亮背面》。去年我采访一位女戏剧制作人如何摆脱了惨痛私生活带来的心理阴影，写完了稿子在标题上卡了壳，于是就叫：某某从月亮背面归来。我当时发了痴癫，还觉得不赖呢。过了一会儿才琢磨过味儿来，挺厉害呀，写篇新闻还弄出个ET来。我不禁扪心自问，你丫怎么不写从月饼背面归来呢?
这类跟范式有关的东西太多了，它们不是不好，问题在于排除了更多的可能性。什么法国范式啊、正义范式啊、艺术家范式啊等等，如果能忘掉它们，倒是件好事。因此我特别不爱去那些寒酸得很有风格的酒吧。
@梦幻启发
梦幻启蒙
在大学里，有一次我们正在等待上新闻写作课，有个胖大的男人闯进了教室。这人穿着大花短裤，趿拉着拖鞋，像个垮掉的中年，晃晃悠悠的，开口就想驱赶我们，“新闻这玩意是个人就能写，你们还学什么呀?”稍后我们获知，这位狂徒正是新闻写作课老师本人。这事儿发生的年代非常古老，那时贬损自己的事业是种风度，宣讲常识就能博得喝彩，而报纸上的新闻全像机器人做出的饼干一样干干巴巴。幸运的是，如此有趣的老师并不多见，否则我就真的可能沦为一个彻底的二流子了。
正如这位老师的预言，大学新闻课对我们全无益处。花了整整4年，我终于记住了两个人的名字：普利策和赫斯特。走出校门时，我琢磨着，这是我能用来阻止别人说我是猪的唯一理由。
除了当时的新闻教育有点儿冒傻气之外，我觉得使自己倒胃口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个挺古板的事业。对于上述两位美国新闻大亨，很长时间里我并不很感冒。让我大感兴趣的倒是赫斯特的女儿，她曾被绑匪劫持，最初痛苦不堪，却在某一天突然转变为暴徒，跟他们一起去抢劫银行。要是你知道这世上有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苹果变成驴子，你就能解释这则趣闻了。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记者在年轻时的趣味就在于此，我们需要某种狂野的魅力，而不是会议报道。我们领受的新闻启蒙是梦幻式的，若非《光荣与梦想》，就是法拉奇——不仅没有呆板，甚至连平淡都没有。童年时期我们读的《丁丁历险记》就更甭提了，作为一名在小便池里都能找到独家新闻的记者，丁丁比起007来不遑多让，连他的那条雪纳瑞犬都比《南方周末》更有力量。
相比之下，现实中的记者生活实在难以让人满意。有时你确实会看到欢乐，可是另外一些时候你看到的却是生活像泥沼，上帝又很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我们怀着希望，愿人有赤子之心，让晚风吹拂处，他人也能惬意。可是我们的失望总是与希望一样多，这多少会令人茫然。
与上述梦幻般的新闻教育相比，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讲述的故事就要朴素多了。他说他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工匠、工程师、磨房主、骑士、小贩，三教九流都不约而同地聚集过来，花很久的时间重建了更为辉煌的教堂，建完他们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伯格曼说，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共建人类文明的大教堂。
我觉得对于野心勃勃的新闻人来说，这是个挺有趣的故事。其实真是如此，一个馒头吃不出胖子来，营造文明大厦所需要的忍受劳役艰辛的记者，必不只是某一个或某几个，也必不只在某一处。
即便谈及如此庄严的话题，我也要说，对记者们来说，人生最严肃的事情并不是如何发表新闻，而是哈哈一笑。新闻这玩意的确是个人就能写，可是如何考证我国的这些手持记者证的两足动物到底是不是人呢?这个问题总是让我忍俊不止。
@无水之城
无水之城
------李海鹏
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19日 09:15
住在北京可以让人更真切地感受到既不安又自得的心灵摇摆。看看街道两旁那些庞大的灰色现代主义建筑，你会觉得掌握着审美权的叔叔们还沉浸在我们小时候钦敬的那种美学中，彼时我们吃过了糖果，要求妈妈再给读一遍《小灵通漫游未来》。另一方面，时髦一些的建筑师们扮演了另一端的钟摆，说服人们接受更自然一点儿的趣味。根据这后一种风尚，房地产开发商们大力推销各种“水边居”，倒是相当切合官方在奥运规划中描述的“人在水边走，船在水中行”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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