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对啊，我宁可到柬埔寨去做志工。﹂
飞力普，我们还从来不曾讨论过这个题目。你坚定的态度，让我有点讶异。请问，十九岁的你，已经是个﹁反战主义者﹂了吗?
﹁不是，我不是﹃反战主义者﹄。﹃主义﹄，就是把它变为原则跟信条了，我觉得简单的﹃反战﹄，也没道理。﹂
﹁怎么说?﹂
﹁你的国家被侵略的时候，不去打仗行吗?﹂你反问我。
喔，那你这一代人，还是有﹁国家﹂这个观念的喽?我其实没想清楚这问题，它太复杂、太庞大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
一九九○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联合国给撒达姆。胡笙发出最后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否则联合国将支持武力解决。二十八国的联合部队，已经聚集了七十二万五千的兵力，情势紧绷，战事一触即发。
我们家，距离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后时刻到了，我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盘据在大家心头的是：真的会有战争吗?熟睡中，我是被一种从来没听过的声音惊醒的——巨无霸的机器低空飞行的轰轰声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顶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样，上下跳动;床铺和书桌，被震得咯咯作响。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的轰炸机，低低飞过我们熄了灯火的村镇和冰雪覆盖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户，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见雪块震得从松树上噗噗往下坠。
后来才知道，那一晚天摇地动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一个半月中，联军出动了十万架次的轰炸机，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掷下了近九万吨的炸弹。
令我震惊的是接下来看到的画面：为了反对德国参战，有些德国的职业军人第二天走出了军营。他们在营房大门口，把枪放在地上，摘下头盔，放在枪上，转身离去。军人，把枪放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对德国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是怀有﹁偏见﹂的，譬如我觉得他们太拘泥形式、太好为人师、对小孩太不友善等等……但是看着这些年轻人毅然决然地走出军营，我感受到这个文化里强大的自省力。因为上一代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战争的灾难，他们的下一代，对战争特别地戒慎恐惧。
我不是说，走出或不走出军营、主战或反战是对的或错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里，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
只要你想透彻了，去当兵还是去柬埔寨做志工，亲爱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个个人的决定，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爱，从来少不了责任。
第 八 部
隐忍不言的伤
71
二十海浬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六十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独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分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政府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缓缓坐下的老人??
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十八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赡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
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三年出生的。﹂，那么一九四九年，|Qī-shū-ωǎng|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赡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赡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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