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写的人和看的人都明白：没有拆掉的是一堵心里的墙。
艾森纳哈市政府的财政科长在广场上等候我们，一个头发花白、态度谦逊的老绅士。曾经是灰扑扑的老街，现在焕然一新，一家接着一家灿亮的商店，标价和西方一样。但是艾森纳哈的失业比例是百分之十八。
"这些商店，"我问，"属于谁?"
科长笑了，"大部分，都是德西人来这里投资开店，我们本地人买不起也租不下这些昂贵的店面。"
那么顾客又是谁呢?所谓百分之十八，还只不过是浮面上的失业数字。如果加上那些在接受政府辅导"转业"训练的人，还有那些朝不保夕的临时工，还有那些马上就要失业的人，全德东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失业比例。这些漂亮商店的顾客是谁?
"游客嘛!您知道艾森纳哈是巴赫的故乡。还有住在西边的人。我们自己反而要越'界'到西边去买东西。"
既然东西价钱一样，为什么?
"譬如我买车，"科长说，停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宁可到西边买，因为那边服务比较好，分期付款种种也都对顾客有利些。这边，总而言之还不太习惯以顾客至上的那种商业行为。"
他的话让我想起德东的女作家马容。因为对东德深恶痛绝而在1988年移居西德的马容曾经说："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刺耳，可我觉得三十年来东德特务对我的压迫还赶不上东德的餐馆服务生、出租车司机、店员的恐怖统治。"
路口一辆汽车以撕裂神经的尖声启动。同道来的德西人悄悄说：
"你看，这些笨蛋还没学会怎么用西方的车子;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开拖笨车。"
走累了，我们在一家拥挤的咖啡馆坐下。女侍解释，今天人太多，厨房不作午饭了，只能点蛋糕。好吧，蛋糕就蛋糕吧!
"科长先生，"我面对老先生，"要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虽说改朝换代了，据说当年骑在人民头上的干部翻了身仍旧是当权者，是这样的吗!"
科长摇摇白头："我们公务员，都要通过过滤，我们的过去都经过委员会的调查，比较没有这种情形。工商界就不同。一个公司只管求才，谁有才就用谁。那些干部，以前他们就属于'有办法'的一群，可以出国，可以接触到外国资讯，所以也就比较灵通。现在嘛，他们自然也还占着灵通的便宜。"
"现在德东人怨气冲天，从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放弃了，新的生活水准又一时达不到。德西人也满肚不高兴，说德东人不懂得感恩——您怎么说?"
科长显然早有看法，慢条斯理的说：
"我不同意德东人要感恩的说法。您要知道，西德基本法里头记载得清清楚楚：西德政府是德国唯一合法政府，东德政权是不算数的，我们都是西德的老百姓。好，既然如此，那它现在为我们做的都不过是份内的事，是宪法中所记载的义务——感恩何来之有?"
科长去上厕所的时候，德西朋友懒洋洋的说："我都不想跟他们辩论了。这些人总觉得这个世界欠着他们的，我们西边人大把大把钱掏出来给他们，好像全是应该的。他们似乎不知道，咱们的钱也是一滴血一滴汗赚出来的……"
回到大广场，在街转角瞥见一个破旧的布告栏，木框都快脱落了，板上却还勉强钉着一张发黄的布告;凑近瞧瞧，原来是张标语。
工人阶级政党面临着极重要的、迫切的基本任务。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全部思想、全部力量、整个宣传、鼓动、组织和实际工作用于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更有准备地迎接新的决斗。
——列宁
泛黄易脆的纸张被风吹得哗啦作响。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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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
清 白
先从两个签名谈起。
德国经济部长莫勒曼下台了。不到50岁的莫勒曼不但是自由民主党的主席，不但是经济部长，还是国家副总理。他是怎么从他的政治巅峰摔下来的?
莫勒曼太太的堂兄弟的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的采购推车。为了拓开市场，家族中有人就以莫勒曼的语气为这神奇推车写好了推荐信，作为广告。信打在经济部长的专用信纸上，放在部长案头。经济部长签了名，总共是七封信。
这是假公济私，滥用公权。莫勒曼就从高处重重的摔下来，恐伯再也爬不起来。
同样的事情若在台湾或日本发生，可能连个皱眉头的人都没有。
主审历史人物昂纳克的法官，一个名叫包提根的，被解除了任务。他犯了"未能保持中立"的错误。怎么犯的呢?他的属下给了他一张柏林地图，恳求他转交给昂纳克，请昂纳克在地图上签个名。包提根果真这么做了，他马上失去了主审宫的权位。由于一个签名。
同样的情况若在台湾、日本发生，可能连个皱眉头的人都没有。
两个签名所告诉我们的是，德国人如何固执而彻底的要求他们代表公权的人物保持绝对的清白。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各个社会对"清白"的理解自然也有差异。日本人对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联的看法，和西方人就有极大的差距。但是，对于像台湾这样一个刚刚踏上民主过程的社会，德国人这种毫无余地的对政治人物"清白"的要求，或许有借镜的参考价值。
在同一天的新闻中，还有另一桩事情透露了日尔曼民族的"清白"观。
马格德堡是从前东德的大州。前东德的马州公安部长被判两年三个月的徒刑，不准假释。如果这个判决不被推翻，它就为将来的对东德各个阶层进行的审判立下一个典范。
前公安部长穆勒的罪名是什么?第一，他核发了2500件电话窃听许可;二，他的部门拆看了3500封以上的邮件;三，他从邮件中截取了至少35万马克的现金，被截取的信件全部被销毁。这些都发生在1989年间。
法官说，他们也知道，窃听、截邮、没收现金，都不是穆勒自己的发明，而是东德普遍的一贯措施，那35万马克也并未进入穆勒自己的口袋，而是记录分明的成为公安组织的公款。
可是，法官说，穆勒是学法律出身的，他应当知道，即使是东德本身的宪法都对个人隐私和财产有明文保障的;他应当知道，上级给他窃听截邮的命令都是违法的。知道是违法的，他就该抗命。法官说，他们也知道，抗命的结果可能是解聘或其他更严重的后果，可是，法官说，解聘又怎么样?你穆勒平常的收入比寻常人高出许多，解聘了也坏不到哪里去。
良心清白超越一切现实考虑，对这些法官而言。
促使经济部长和昂纳克主审官下台的"清白"观使我油然生敬，将从前敌国的情报头子治罪的"清白"却使我不寒而栗。哪一国的宪法不保障隐私和权益，而哪一国的情报头子不窃听不截邮呢?一方面承认穆勒的所作所为只是忠于职守、"尽忠报国"，另一方面却又加以治罪，因为他的"忠"是一种错误的"忠"——由胜利者的标准来看。一方面承认抗命会招致个人灾难，另一方面却又强调个人灾难之不为灾难，完全是隔岸观火的轻松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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