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事件和前两件不同，在于前者是"我们要求清白"，后者却是"我是清白的，你是脏的"。胜利者清白，失败者脏。在这种自以为是的清白里有一种昧己的傲慢，令人不安。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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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失眠症的民族
患失眠症的民族
喝咖啡的时候打开报纸，1993年10月12日，法兰克福广讯报。
莱茵邦法务部长宣称，纳粹非常法庭在该邦所判33个死刑案，已经全部注销。大多数案件为鸡鸣狗盗之小事，但皆被判极刑。注销，是一种平反，法务部长说，也是很重要的政治清白。
你说，都50年过去了，人也早绞死了，这种平反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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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专为东德时期受迫害者平反的检察官向波茨坦法庭正式提出告诉，控告一名52岁的前东德狱长，罪状是从1968年到1980年间利用职权虐待犯人。波茨坦法庭必须决定：对于东德时期罪行应该继续追究刑责，或者豁免期的原则应该使这些人迢迢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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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东萨克森邦法务部长海特曼有篇文章：
德西人说，我们不要沉湎于过去，一味追究过去的责任使分裂的德国无法和解，我们需要的不是追究，是宽恕……
宽恕的前提是真相的面对。我们的国家迫切的需要宽恕，可是那是施暴者和被害者之间要发生的一个过程——施暴者认罪了吗?在哪里?我见到的只是自我开脱。
宽恕并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和解，清楚地去追究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才能使真理浮现。
我们的社会现在陷于真相和谎言的矛盾，唯一的办法是正视这个矛盾，掩饰矛盾只有使我们再回到原始，四五年我们已经经过一次炼狱。
没完没了的，放下已经凉了的咖啡，你想，德国像一个彻夜失眠、夜夜失眠的老人，在黑暗中睁大着眼睛无尽止的反省自己、审判自己、捶打自己，和醒着的灵魂作永无止尽的辩论。
一个患失眠症的民族!
中国人没有这个问题。8月份在北京农村，走过"大队"的高墙;我问那在村子里生长的妇女：
"文革时候欺凌别人的坏蛋，今天都到哪里去了?"
她笑笑，指指高墙，"在里头哩!"
中国人喜欢讲宽恕，因为宽恕不但道德上好听，而且用起来方便。有了速食面似的宽恕，人就可以饱饱的上床，倒头就睡。
我倒是再喝一杯咖啡，今晚就要失眠了。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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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拎起皮箱——瑞士国际笔会后记
诗人拎起皮箱——瑞士国际笔会后记
柳条柔软的垂入水中。一只肥胖的母鸭趴在石块上晒太阳，身边围绕着十几球毛茸茸的鹅黄。母鸭伸伸翅膀，短短的脚一晃一晃走到水边，"卟"一声跳进湖里，比拳头还小的鹅黄乳鸭摇摇摆摆，也"卟卟"的一只一只跌进水里去。
旁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堤岸上围成下环，个个伸长了脖子，喜悦的看着在柳条间漂浮的鸭子。
"嘿!总共有十六个乳鸭哩!"
"怎么母鸭是白的，小鸭是黄的?"
"哎呀，那只小的夹在树枝里了……"
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各种语言都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日本语，还有我完全听不懂的，大概是斯拉夫语。不同的人种，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面对着湖光鸭影的脸上却透着一样的表情：欢喜、宠爱、兴奋。从远处看，会以为这岸上一群人来自同一个小村子，正在交头接耳的谈些什么村里闲事。
是这春日的下午，几只站都站不稳的小乳鸭，牵引了人心中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吧!而堤岸上这些人所属的国家或许正在打仗，屠杀对方的兄弟姊妹呢!
在瑞士Lugano湖的鸭岸上，有五百多个作家，或者多多少少与写作有关的人，聚集在一起，希望宣扬他们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这是第五十度的国际笔会。
离开幕酒会还有四小时，踱到会场，一抬眼就看见屋檐上七八幅巨大的油画国旗;笔会国当然不只七八个，这几幅只是象征它的国际性吧。
四个小时之后，我去参加开幕，发现国旗不见了;八面都悄悄取了下来。大部分的与会者根本就没看到任何国旗。
从筹办秘书手中接过一杯香槟，我问她："露琪亚，怎么下午的国旗卸走了?"
她很谨慎的说："有人抗议怎么他们的旗子不在里面，所以我们干脆全部拿下。省得麻烦!"
办理报到的桌旁挤满了人，乱成一团。一个日本女作家对我微笑："我是写小说的，你写什么?"
我说："我写小说批评。"边说边觉得这游戏好玩，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
"啊哈!"她大叫一声，万分惊喜的从皮包里掏出一本书来放在我手上："这是我的小说——"
又掏出一本笔记："这儿有白纸——"
又掏出一支笔，塞在我手心：
"这儿有笔——"
她把姿态摆好，看着我说，"您是个批评家，我是个小说家，太好了。请访问我吧!现在就可以开始——"
侧着耳朵，依稀听见背后的谈话：
"你是西德记者?我是叽哩呱拉。你好。我出过二十本小说，有些已经翻成德文，卖得很不错，一天到晚要为读者签名，哎呀，忙死了。下个月我应邀到你们那儿演讲，你要不要访问我?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剪报……"
到角落里去取果汁，看见南非的团员之一，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穿着一身鲜红的衣裙。
看看她的名牌，问她："您写些什么?"
"我出过十三本小说，我在南非很有名的，"胖女人顿了一下，很僵硬的笑两声，继续说："我以为我已经很出名了，但显然您并不知道我，哈哈，可见得我还要努力。世界性的知名度才是我的目标。"
"文学没有国界;它必须超越任何政治纠纷，在国与国之间无碍的流通。"
这是国际笔会宗旨的第一条，揭示一个理想：希望文学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作家是社会的发言人，把世界各国的作家聚在一起，当然是希望笔的力量可以取代刀的力量，撤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藩篱。
实际上的国际笔会却与理想差距很远。1986年在纽约开的笔会，主办者因为政治原因而极力排挤、侮辱台湾的代表团，台湾(尤其是政府)本身要为自己的受辱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主办笔会的纽约文人却也在自打耳光;以一己的意识形态来打击"敌人"，制造另一种藩篱，与国际笔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今年的笔会，整体说来平淡无事。主办者是小国瑞士中的一个小镇，只有两万人口的Lugano。小地方的人大概连大陆与台湾的国旗都搞不清楚，没有什么讨好谁、排挤谁的政治意图。但是今年的笔会，即使在它的平淡中，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世界大同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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