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真好一场梦!真好一场意味深长的梦!象这上海市上垩白砖红的华屋，不都是白骨做成的吗?我们住在这儿的人不都是受了鬼祟的吗?不仅我一个人要变成尸骸，就是你和我们的孩子，不都是瘦削得如象尸骸一样了吗，啊，我们一家五口，睡在两张棕网床上，我们这五个月来，每晚做的怪梦，假使一一笔记下来，在分量上说，怕可以抵得上一部《胡适文存》了呢!”
——“《胡适文存》?”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新人物’的文集，有一寸来往厚的四厚册。”
——“内容是什么?”
——“我还没有读过。”
——“我昨晚上也梦见宇多姑娘。”
——“啊，你梦见了她吗?不知道她现刻怎么样了呢?”
我们这么应答了一两句，我们的舞台便改换到日本去了。
1917年，我们住在日本的冈山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邻居，是一位在中学校教汉文的先生。日本人对于我们中国人尚能存几分敬意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一种便是专门研究汉文的学者了。这位二木先生人很孤僻，他最崇拜的是孔子。周年四季除白天上学而外，其余都住在楼上，脚不践地。
因为是汉学家的家庭，又因为我的女人是他们同国人的原故，所以他家里人对于我们特别地另眼看待。他家里有三女一男。长女居孀，次女便名字多，那时只有十六岁，还有个十三岁的幼女。男的一位已经在东京的帝国大学读书了。
宇多姑娘她的面庞是圆圆的，颜色微带几分苍白，她们取笑她便说是“盘子”。她的小妹子尤为调皮，一想挖苦她，便把那《月儿出了》的歌来高唱，歌里的意思是说：
月儿出了，月儿出了，
出了，出了，月儿呀。
圆的，圆的，圆圆的，
盘子一样的月儿呀!
这首歌凡是在日本长大的儿童都是会唱的，他们蒙学的读本上也有。
只消把这首歌唱一句或一字，或者把手指来比成一个圆形，字多姑娘的脸便要涨得绯红，跑去干涉。她愈干涉，唱的人愈要唱，唱到后来，她的两只圆大的黑眼水汪汪地含着两眶眼泪。
因为太亲密了的缘故，他们家里人——字多姑娘的母亲和孀姐——总爱探问我们的关系。那时我的女人才从东京来和我同居，被她们盘诘不过了，只诿说是兄妹，说是八岁的时候，自己的父母死在上海，只剩了她一个人，是我的父亲把她收为义女抚养大了的。字多姑娘的母亲把这番话信以为真了，便时常对人说：要把我的女人做媳妇，把宇多许给我。
我的女人在冈山从正月住到三月便往东京去读书去了，字多姑娘和她的母亲便常常来替我煮饭或扫地。
宇多姑娘来时，大概总带她小妹子一道来。一个人独自来的时候也有，但手里总要拿点东西，立不一刻她就走了。她那时候在高等女学①也快要毕业了。有时她家里有客，晚上不能用功的时候，她得她母亲的许可，每每拿起书到我家里来。我们对坐在一个小桌上，我看我的，她看她的。我如果要看她读的是什么的时候，她总十分害羞，立刻用双手来把书掩了。我们在桌下相接触的膝头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交流着。结局两个人都用不了什么功，她的小妹妹又走来了。
①作者原注：日本当年的高等女子学校，只等于男子的初中。
只有一次礼拜，她一个人悄悄地走到了我家里来。刚立定脚，她又急忙蹑手蹑足地跑到我小小的厨房里去了。我以为她在和她的小妹子捉迷藏。停了一会她又蹑手蹑足地走了出来，她说：“刚才好象姐姐回来了的一样，姐姐总爱说闲话，我回去了。”她又轻悄悄地走出去，出门时向我笑了一下走了。
五月里女人由东京回来了，在那年年底我们得了我们的大儿。自此以后二本家对于我们的感情便完全变了，简直把我们当成罪人一样，时加白眼。没有变的就只有字多姑娘一个人。只有她对于我们还时常不改她那笑容可掬的态度。
我们和她们共总只相处了一年半的光景，到明年六月我便由高等学校毕业了。毕业后暑期中我们打算在日本东北海岸上去洗海水澡，在一个月之前，我的女人带着我们的大儿先去了。
那好象是六月初间的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准备试验的时候。
——“K君，K君，”宇多姑娘低声地在窗外叫，“你快出来看……”
她的声音太低了，最后一句我竟没有听得明白。我忙掩卷出去时，她在窗外立着向我招手，我跟了她去，并立在她家门前空地上，她向空中指示。
我抬头看时，才知道是月蚀。东边天上只剩一钧血月，弥天黑云怒涌，分外显出一层险恶的光景。
我们默立了不一会，她的孀姐恶狠狠地叫起来了：
——“宇多呀!进来!”
她向我目礼了一下，走进门去了。
我的女人说：“六年来不通音问了，不知道她们是不是还住在冈山?”这是我们说起她们时，总要引起的一个疑问。我们在回上海之前，原想去探访她们一次，但因为福冈和冈山相隔太远了，终竟没有去成。
——“她现在已经二十二岁了，怕已经出了阁罢。”
——“我昨晚梦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子，是我们三个人在冈山的旭川上划船，也是这样的月夜。好象是我们要回上海来了，去向她辞行。她对我说：‘她要永远过独身生活，想跟着我们一同到上海。’”
——“到上海?到上海来成为枯骨么?啊啊，‘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了。”
我们还坐了好一会，觉得四面的嘈杂已经逐渐镇静了下来，草坪上坐着的人们大都散了。
江上吹来的风，添了几分湿意。
眼前的月轮，不知道几时已团囤地升得很高，变作个苍白的面孔了。
我们起来，携着小孩子才到公园里去走了一转，园内看月的日本人很不少，印度人也有。
我的女人担心着第三的一个孩子，催我们回去。我们走出园门的时候，大儿对我说道：“爹爹，你天天晚上都引我们到这儿来罢!”二儿也学着说。他们这样一句简单的要求，使我听了几乎流出了眼泪。
1923年8月28日夜
圣者
Tial，Kiu humiligos sin，Kiel tiu infano，tiu estas la Plejgranda en la regno de la Cielo.
《St.Mat.》XVIII-4.①
①作者原注：“凡是自己谦卑，象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第18章)
——“爹爹回来了，爹爹回来了。”
——“哟，哟，爹爹回来了。”
爱牟刚在上楼，早听见他的两个儿子在楼上欢呼了起来，他今天整天不见他们了。清早起来，跑到印刷所里去自行校对了一回稿件，便到闸北去会一位新从德国回来的朋友。朋友们留住吃了中饭，便围炉谈天，一直谈到傍晚。新回国的朋友说道：柏林真好，柏林真好，简直要算是天国呀!房屋又如何华丽，女人又如何嫣妍，歌舞又如何，酒食又如何，一面说，一面闭闭眼睛，好象要忘却这眼前的尘浊，去追寻他遗失了的乐园的光景。朋友的结论是：中国人的生活完全是乞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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