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遭遇还没有达到它的最高峰。世间上确好象有这样的一个恶魔在作弄着他们，要使得他们证明这个地上乐园确实是恶魔当道。秀是很美貌的，她不仅是音乐家眼中的亚佛洛季蒂，她那希腊雕像式的面貌和身材使她的一位同乡，美国博士，在做着一座民间银行的秘书，也把她选拔了出来，作为花瓶供奉。她以一个人的力量养着他们夫妻两人，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这位东方的亚佛洛季蒂却真象是一尊雕像。秘书几次约她去南泉或北磅洗温泉，她拒绝了。几次邀她去看电影的日场，她也拒绝了。而她在1942年的冬天，却偏偏去参加了一次文化人的集会，被人怂恿着更参加了《黄河大合唱》。这使秘书抓着了机会了，一顶红帽子便把花瓶扔出了乐园。
失业的危险早在预料中的，倒也并不那么苦痛。好在他们的生活本来简单，摆摆地摊，变卖所有的衣物，再做些零碎的小食生意，尽管物价每天每天在那儿高涨，倒也可以勉强应付。但不幸在三年前的秋冬之交，音乐家又感染了普通的流行感冒，更转成了肺炎，经一位美国博士的诊断，只有打盘尼西林针才可以有救。盘尼西林在那时才到重庆不久，博士索价十五万，而且还有先付。当时的十五万要当今天的二百五十万了，一位失业的女人哪里有这么多的钱?朋友吗?谁又能凑集得那么多?何况那年的秋冬之交正是日寇作最后的挣扎，打通大陆交通线，扫荡着湖南广西，大批的难民在朝重庆涌来，重庆的人们也正准备着作难民的时候!这怎么办?有一条捷近的路，但那路是很危险的。那便是走向银行秘书那里去向他借钱的路。她苦闷地踌蹰了。但终于为了爱，为了要救自己的先生，她抱着舍身饲虎那样的心，却依然腆怯地走了那条路。钱是借到了，十五万。秘书当场取了她的抵押，便是她的贞操。
这事情她是决心瞒着音乐家的，当然并不是存心欺骗，而是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只要他的病能好起来，那她的这点牺牲应该是无足轻重的，她自己就象到妇科医生那里去受过一次诊察一样，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万一先生的病依然没救，那她也是决了心的，她要走另外一条更捷近的路——但不是死，而是走向认真抗战、认真做人、没有人吃人的地方。盘尼西林针打了。先生的烧退了。肺炎的征候也就果然消除了。先生问到了盘尼西林针的费用，先生的秀串通了医生，说是施疗，凡是抗战军人或其家属是不取费用的。事实本来是这样，但一切的东西只要进了目前尚黑时代的中国，便全部部进了黑市。先生一时是被瞒着了，但这隐瞒确只是一时。地里播下了种子不久便要迸芽，先生的秀仅仅一次的舍身，不幸的是竟受到两种细菌的感染，一种淋菌，一种是梅毒。这细菌的联合军真象美国人在全世界扩张军事基地一样，不久又侵略到音乐家的身上，而且极尽了恶性的扩张。起先是不注意，被淋菌侵犯了眼睛，一夜之间便使音乐家的双目成盲。继后又使他的右手的肘拐，得到了淋毒性的关节炎，使那个关节也硬化了。这悲惨的暴露使得先生的秀几乎发了狂，她伤心地把她那一次的舍身表白了。
我今天遇见一位熟人啦，喏，就是那位独身主义者的女医生鲁静芷大夫。我们已经六年不见了，喏，就是那位替我收生的大夫啦。你不记得吗，她是山东人?她说她最近才从歌乐山搬进城，就在这七星岗附近开业。公家的事情她不肯干了，她看不惯那些贪污舞弊的情形。男的也贪污，女的也贪污，凡事属于官，必然就是贪。我们是在城门洞口遇见的啦。她公然认出了我，倒使我大吃一惊啦。她说，“你怎么变得这样了?该是先生做了些对不起你的事情吧?看情形你是梅毒第三期啦。”假使是在往年，我会痛哭一场的，这几年我倒奇怪，什么眼泪也没有，我象一团火成岩，滴不出一珠水浆。
我告诉她，“你不要误会，不是我的先生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是我做了对不起我的先生的事。”她一听了我这样说，她那本来是很黑的脸上突然罩上了一层更黑的云，就象快要大雷雨那样的天。我又连忙向她说：“请你也不要误会，也并不是我自己堕落了。我们的际遇很悲惨，——我知道你不高兴说悲惨，但我为了方便啦。——你假如愿意听，又假如有工夫，我愿意把我们这六年来的惨史详细地告诉你。”她答应了我，要我跟着她到她诊所里去，我也就去了。我便把我们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她老是摇头，叹气，埋怨我为什么不听她的话没有搬下乡去、她不是叫我在产后到乡下去住吗?又埋怨我为什么不写信通知她。既感染了那样的性病，为什么不赶快打针，赶快治疗?倒算她真会体贴人。她不让我说，她先就这样说：“结果怕还是没有钱吧?做医生的人有的比病菌还要可恶。他们也就给银行家一样，两只眼睛只看得见钱。病菌还有药可医，这种杀人的医生是没有药可医的。他们都在帮助病菌，也都在帮助日本鬼，帮助洋人。你先生的眼睛是没有救的，手拐也没有救的，其实趁早治疗都是有办法的啦。我们产科收生，你该还记得吧?凡婴儿生下来，总要用硝酸银给他点眼，那就是怕他受了淋毒，成为风眼啦。趁早治是毫无问题的，现在可惜是太迟了。但你们还是应该赶快治，现在两种病都是有特效药的。”
你说，这位鲁大夫不是一位出奇的好人吗?她又说起她的母亲在生前受了她父亲的虐待，世间上的男子差不多都是坏人。她所以要成为独身主义者啦，她又说起，她回到山东去要办一个“武训义塾”，她还是那样崇拜那位山东“义丐”。不过这位鲁大夫也出奇得可怪，她那样一位好人，却替山东的情形非常悲观。她说，前几天有一位山东同乡，也是一位美国博士啦，才从山东来，说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那边还是在杀人放火。我问那位同乡是怎么逃出来的，她说，他是从临沂逃到南京，从南京坐飞机来到重庆。你想这样的人说的话怎么会不夸张?我是不相信的。假使那样的杀人不眨眼，他怎么能够逃出临沂?假使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怎么能够在南京坐上飞机?但是鲁大夫却单纯到那样，把他的话信以为真。她说，她是失望了，中国真没有救了。她所寄托的唯一的希望也没有了，杀人放火怎么能够救中国?殷纣王怎么能够打倒殷纣王?
我没有说什么话。我不想抵触她。我晓得她是真正爱中国的一个人，她是真正的一位好人。只有事实才能够证明她的轻信，她见到事实的时候，一定容易改正她自己的轻信的。我虽然不相信那位美国博士的话，但我也拿不出事实来。我们又不在山东，我们又不在东北，我们是陷在重庆的啦。我们又不能够飞，我们是陷在重庆的防空洞里的啦。自己没有看见过的东西我总不相信。但我只好劝她：“你赶快想办法回山东去吧。去看看那边的实际情形，假使真是坏，你也可以想想办法来挽救挽救啦。”她听我说，她倒笑起来了。她说：“我在目前倒要想想办法来挽救你们。我要给你们打针，不要你们的钱。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有钱的。把你们的病赶快治好，不要使它更坏。”她问我：“你们究竟住在哪里?”我踌蹰了，只说住在这附近，我要先回洞来和你商量，再去向她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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