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紧的。”安娜用手揉着胸口，叮嘱儿子说：“舱里的人又多又杂，当心你爸爸的手稿。”
“是，是!”佛孙答应着。
淑子抱怨起来，说：“刚才天气还好好的，怎么说起风就起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佛孙笑道：“中国古话里还有一句：‘人有旦夕祸福’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安娜嗔道，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见到了你们的爸爸，我们今后只有‘福’没有‘祸’了……”
“哈哈，祸尽福来!”佛孙、淑子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和妈妈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长子和夫在台北大学任教，陶晶孙和佐藤操夫妇也在那里，陶晶孙是卫生学教授并兼任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安娜在妹妹、妹夫家里住了三个星期，略事休息，一面办理去香港的有关手续。
安娜抵达台湾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了。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派人来极力挽留，劝安娜不要到大陆去，并答应给她以优越的条件。安娜拒绝了，因为台湾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她委婉地对来人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是带着孩子寻找失去的丈夫的，别的就不知道了……”
“可是”，那个人故意做出一脸苦相说：“郭沫若在中国又有一个家庭了呀!”
安娜心里一怔。继而又想，这也许是为了劝阻她不要去大陆，留在台湾或者返回日本的一个计策，她在日本时也曾经听到过类似的流言，但她总是不屑一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总要找到郭沫若才能弄得明白。于是安娜偷偷买了从台北飞往香港的机票，带着长子和夫和女儿淑子继续万里寻夫。
飞机比轮船快得多，想到很快就要与郭沫若见面了，安娜心情比任何时候都兴奋、都激动，她坐在机舱里，望着舷窗外面茫茫的云海，一边揣想郭沫若现在身体怎样了?面容改变了多少?……想来想去，出现在她脑海中的郭沫若仍和十一年前一模一样。
郭沫若此时住在香港位于九龙山林道上的一幢小楼上。当安娜和两个孩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着实感到了意外!
“安娜!………”
他见到阔别十多年未见的安娜，已经苍老了许多，不过身子还是挺硬朗的。和夫已是三十的人了，淑子也长成了一个大姑娘。想到这十余年来，安娜独自挑起了养育儿女的重担，又因为他吃了许多许多的苦，郭沫若深深感到愧疚。
他尤其愧对安娜的是：他从日本回国以后不久，就和于立群结了婚，至今已生有五个孩子了!
安娜见到郭沫若的最初一刹那间，心情是异常激动的，如果倒退十年，她一定会像初恋时一样，即刻投入到丈夫的怀抱里的。然而，她见到郭沫若身边还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又从大到小、从高到矮，依次儿排着五个小儿女，她犹如大梦初醒。不需要郭沫若向她说明，她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的事本是不应当发生的，可是终竟发生了。
她所担心、所忧虑的事，当别人说起她却当成流言不屑一顾的事，现在无情地摆在了她的面前。
命运对安娜来说，太不公平了!
——“走，是可以的，只是你性格不定，最足担心。”
安娜十一年前对郭沫若说的话，不幸而言中了。郭沫若和安娜现在几乎都同时想起了这句话。那果真是圣母玛利亚的预言吗?
重温这句话，郭沫若不能不感到愧疚，安娜则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惆怅。魂萦梦绕，万里寻夫，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安娜不是张琼华，怨愤一时竟填塞了她的心胸。
他们在一起住了几天。但谁都明白：这是一个不能共存的局面。
老朋友们看到这一种尴尬的场面，都出来斡旋。冯乃超找安娜恳谈了一次，指出造成这种不幸的责任，当然不是安娜，但也不是于立群，也不是郭沫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郭沫若是为了参加抗战而回国的，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使得他们离散了，而且音信不通。冯乃超恳求安娜道：“安娜夫人，请你本着对沫若兄一贯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愁肠万断的局面吧!”
安娜这时想起了郭沫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曾经爱过另一个女性——安琳。她记得那时她曾对郭沫若说过：“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可以让你自由的。“旧戏重演，但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则，那时安琳并没有和郭沫若正式结婚或同居，而现在于立群已经和郭沫若结婚多年了;二则那时她和丈夫有好几个儿女，安琳和郭沫若并没有儿女，现在尽管她有儿有女，但于立群同样给郭沫若生了五个儿女了呀!……
无论如何，孩子是无辜的。
自己生的儿女如果不能没有父亲，那么于立群生的儿女同样不能没有父亲。
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有五个儿女，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而她自己的家庭，由于郭沫若回国，早已在十一年前就支离破碎了……
不能为了恢复一个旧的家庭，而破坏一个新的家庭。上帝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思前想后，安娜终于决定本着基督的精神，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我走，让她留在你的身边吧!”她对郭沫若说。在她的脸上，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在她的心里，则流着血和泪……
郭沫若心如刀绞。他想要送送安娜，但有一只手把他“拍拖”住了，回头一看，是于立群伸过来的。在她的身后，从大到小。从高到矮，依次站着五个儿女。
啊啊，他们也是插在他心上的剑哪!
郭沫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此时东北已经解放。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安娜到大连定居了，和长子和夫住在一起。和夫相貌酷似父亲，这对安娜是一种安慰。郭沫若那些手稿安娜也全部献给了国家。
上海是安娜在1923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最先踏上中国土地的地方。她对上海怀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几年后又移居上海。她抚养的四子一女解放后都先后回国，参加了祖国的建设。
1949年，安娜加入了中国国籍。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十二)永恒之女性
(十二)永恒之女性
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他的感情有时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1959年，他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蔡文姬从遥远的匈奴返回故土时的悲喜交集，她和左贤王和胡儿、胡女两个孩子诀别时的痛彻肺腑……这种种矛盾而又复杂的心情，正是当年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祖国参加抗战的写照。郭沫若在蔡文姬这个人物身上，再现了自己的影子，再现了自已类似的经历和相近的感情，他一再说过：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演出时，每当舞台上蔡文姬为思念一双儿女仰天叹息或掩袖而泣时，作为剧作者的郭沫若也禁不住珠泪滚滚……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写《蔡文姬》的日日夜夜里，安娜会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蔡文姬》这部历史剧中，寄托了郭沫若对安娜最真挚、最深切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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