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地阔呵见汝无期，
更深夜阑呵梦汝来斯。
梦中执手呵一喜一悲，
觉后痛吾心呵无休歇时。
解放以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张琼华过去每年收的几十担租谷就没有了。生活无着落，她就从沙湾搬到乐山城里居住。最初以典当为生，卖衣服，卖箱柜，卖盘盘碗碗。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卖了，她就做叶儿粑卖。这是一种用糯米做的甜食，四川人很爱吃的。忠厚本份的张琼华不会“偷工减料”，她做的叶儿把工精料足味道好，虽然卖得快，却亏了本。只好又做小娃娃的小鞋儿小帽儿卖，但也赚不了什么钱。年纪老了，日子又过得这么艰难。郭宗jin看不下去，就对张琼华说：“给八爸写封信，让他每月给你寄些生活费来吧。”
说了几次张琼华都不同意。她怕给郭沫若添麻烦。生活实在无着了，她才把自己一月的开支反反复复算了又算，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限额，嘱咐郭宗jin说：“让他一月寄十五元来吧。”
郭沫若收到郭宗jin的来信后，主动承担起了张琼华的供养责任。他每月给张琼华寄去人民币十五元，以后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逐步增加到二十元、二十五元、三十元。张琼华每次收到汇款后，都遵照郭沫若的要求寄去回笺。
这，成了这一对名义上的老夫妻的唯一联系了……
张琼华有一个姨侄女在西安工作，写信请张琼华到她那里去耍一耍。于是，张琼华去西安住了两个月。她本打算回乐山的，但姨侄女劝她说：
“你老人家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西安离北京不远，干脆再去北京耍耍。”
张琼华想想也好，就独自踏上开往北京去的火车。
这是1963年的事，离那次郭沫若回乐山又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了。郭沫若和她见了两次面，摆了摆家常，还专门蒸了一顿川味zha肉款待张琼华。但两人的耳朵都不好，说起话来必须提高嗓门，就好像一对老夫妻在大声吵吵。
郭沫若的秘书王庭芳陪张琼华游览了许多北京的名胜古迹，诸如故宫呀，北海呀，天坛呀，颐和园等等。张琼华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东张张，西望望，显得又惊异又兴奋。活了七十多岁，她总算是开了眼界了，为此她深深感激着郭沫若。
临走时，王庭芳问她：“想在北京买点什么?”
张琼华摆了摆手，说：“不买啥子。”
经王庭芳一再动员，张琼华才去商店里转了转，但也只扯了一截黑色灯芯绒布。她爱不释手地对王庭芳说：“这种料子好看，耐穿，我这辈子还没穿过。”
王庭芳觉得太过意不去了，回来向郭沫若汇报后，郭沫若特地叫秘书买了暖水瓶、铝锅、衣料等生活用品送给了张琼华。
回到乐山以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似的生活。不喜杀生，极少吃肉，除早晨一顿是荷包蛋外，其余中晚两餐都是素菜素饭。身体好一点时就到街上走一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摊子前，看着别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纪愈来愈老，不能上街转了，她就端把竹椅，静静地坐在院子门口往街上默默张望。有时望着望着眼睛里就会涌上了泪水。
此时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又是别有一番景象。
1963年。春天的季节。花园里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在郭沫若的书室里，也洋溢着一派浓浓春意。
这一天，于立群在默诵毛泽东的词《淀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深有感悟，就对郭沫若说：“我特别喜欢‘万方乐奏有于阗’这句。”
说罢，她兴致勃发，立即展纸挥毫。此时于立群的书法日臻成熟，已经是国内有名的女书法家了。那几个字经她书写，跃然纸上，气度非凡。可是仔细一验看，才发现把开头的“万方乐”写成了“万方春”了，错了一字!
“糟糕!”于立群嘴里嘟哝了一声，便要把这张纸扔掉。
“慢来，慢来，我看一看!——”
郭沫若一边说，一边走过去，从于立群手中接过笔管来，略为思索，就用隶书在“万方春”三个字下边加了几个字。然后，颇为自负地笑着对于立群说：“这样一来，不就变废为宝了么?”
于立群一看，原来郭沫若凑成了一副四言联：
万方春色，千顷湖光。
于立群开心地笑了。本来是一张废纸，经郭沫若稍一加工，果然点石成金，顿添风采。
郭沫若和于立群经常这样“合作”。他们的夫妻生活中充满了温馨的爱意，文人的雅趣。
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本人虽然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未能幸免于难。有一天晚上正好郭沫若要参加周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于立群再三叮嘱他无论如何也要请周总理帮帮忙，营救被绑架的孩子。郭沫若去了，他就坐在周恩来的身旁。他和周恩来有着几十年的深厚友谊，他相信只要他把这件事提出来，恩来是一定会伸出救援之手的。当时周恩来仍然保持着“第三把手”的地位，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然而，郭沫若终于没有开口——他不愿意、也不忍心让已经操劳过度的周恩来再为自己儿子的事操心。整个神州大地正处于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有多少国家大事正等着周总理去处理啊!比起国家和民族来，儿子的被绑架、关押毕竟只是一件小事……
于立群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她本来是怀有满腔希望的：沫若一定会向周总理讲，总理一定会设法营救，孩子一定能平安地回家来……可是，郭沫若回来后告诉她说，他根本没有向周总理提世英被绑架的事。于立群满心的希望顿时化成了乌有，她生平第一次向她敬重与爱戴的郭沫若动了肝火，埋怨与责怪一齐迸发了出来……
郭沫若沉默着，既无言安慰妻子，又无言告慰爱子。过了好半晌，他才吃力地说着：“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但他只说了这一句，便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走出去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竟连儿子处在危险的时候，做为父亲的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从这一天起，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院里，有一位老人经常伏在案头，一只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儿子留下来的日记。好像儿子和父亲在亲切地交谈。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
1974年的秋天，安娜从日本回来后，得知了郭沫若病重的消息，便和女儿淑yu一起赶到北京医院里看望他。他们已经许多许多年没有见面了，这一次在医院中相见，郭沫若和安娜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郭沫若八十有二，安娜也已八十高龄。悠悠岁月已经冲洗尽了他们之间的一切芥蒂，唯独留下来温馨的回忆。
“瞧!这就是我们在市川县的故居……”安娜把这次去日本时特意拍摄的故居的照片拿给郭沫若看，并告诉他哪些地方仍旧保持着原样，哪些地方已经改建过了。郭沫若躺在病榻上兴致勃勃地听着，照片一张、两张……看得是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仿佛他又回到了市川故居的庭院中间，回到了安娜和孩子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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