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
六月二十七日《屈原》决定在北碚上演，朋友们要我去看，并把婵娟所抱的一个瓶子抱去。这个烧卖形的古铜色的大磁瓶，是我书斋里的一个主要的陈设，平时是用来插花的。
《屈原》的演出我在陪都已经看了很多回，其实是用不着再往北碚去看的，但是朋友们的辛劳非得去慰问一下不可，于是在二十六日的拂晓我便由千厮门赶船坐往北碚，顺便把那个瓶子带了去。
今年延绵下来了的梅雨季，老是不容易开朗，已经断续地下了好几天的雨，到了二十七日依然下着，而且是愈下愈大。
二十七是星期六，是最好卖座的日期。雨大了，看戏的人便不会来。北碚的戏场又是半露天的篷厂，雨大了，戏根本也就不能上演。因此，朋友们都很焦愁。
清早我冒着雨，到剧社里去看望他们，我看到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沉闷闷地，就像那梅雨太空一样稠云层迭。
有的在说：“这北碚的天气真是怪，一演戏就要下雨雨。听说前次演《天国春秋》和《大地回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天天都在下着微雨的。”
有的更幽默一些，说：“假使将来要求雨的时候，最好是找我们来演戏了。”
郭沫若散文选集我感觉着靠天吃食者的不自由上来，但同是一样的雨对于剧人是悲哀，对于农人却是欢喜。听说今年的雨水好，小麦和玉蜀黍都告丰收，稻田也突破了纪录，完全栽种遍了。
不过百多人吃着大锅饭的剧人团体，在目前米珠薪桂的时节，演不成戏便没有收入，的确也是一个伟大的威胁。
办公室里面云卫的太太程梦莲坐在一条破旧的台桌旁，没精打采地在戏票上盖数目字。
桌上放着我所抱去的那个瓶子，呈着它那黝绿的古铜色，似乎也沉潜在一种不可名状的焦愁里面了。
突然在我心里浮出了一首诗。
——“我做了一首打油诗啦。”我这样对梦莲说。
梦莲立即在台桌上把一个旧信封翻过来，拿起笔便道：“你念吧，我写。”
我便开始念出：
不辞千里抱瓶来，此日沉阴竟未开。
敢是抱瓶成大错?梅霖怒洒北碚苔。
梦莲是会做诗的，写好之后她沉吟了一会，说：“两个‘抱瓶’字重复了，不大好。”说着她便把第三句改为了：“敢是热情惊大士。”她说：“是你把观音大士惊动了，所以下雨啦。”
——“那吗，索性把‘梅霖’改成杨枝吧。”我接着说。
于是诗便改变了一番面貌。
邻室早在开始排戏，因为有两位演员临时因故不出场，急于要用新人来代替，正在赶着排练。
梦莲和我把诗改好之后走出去看排戏。
临着天井的一座大厢房，用布景的道具隔为了两半，后半是寝室，做着食堂的前半作为了临时的排演场。有三尺来往高的半壁作为栏杆和天井隔着，左右有门出入。
在左手的门道上，靠壁有一条板凳，饰婵娟的瑞芳正坐在那儿。
梦莲把手里拿着的诗给她看。
——“这‘怒’字太凶了一点。”瑞芳看了一会之后指着第四句说。
——“我觉得是观音菩萨生了气啦，”我这样说，“今天老是不晴，戏会演不成的。”
——“其实倒应该感谢这雨。”瑞芳说，“你看，演得这样生，怎么能够上场呢?”
我为她这一问略略起了一番深省。做艺术家的人能有这样的责任心，实在是值得宝贵;也唯其有这样的责任心，所以才能够保证得艺术的精进吧。
——“好的，我要另外想一个字来改正。”我回答着。
——“婵娟出场了!婵娟!”导演的陈鲤庭在叫，已经在开始排第四幕，正该瑞芳出场的时候。
瑞芳应声着，匆匆忙忙地跑去参加排演去了。我便坐到她的座位上靠着壁思索。我先想改成“遍”字。写上去了，又勾倒过来，想了一会又勾倒过去;但是觉得仍旧不妥贴，便又改为“透”字。“杨枝透洒北碚苔”，然而也不好。最后我改成了“惠”字。
刚刚改定，瑞芳的节目演完了，又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
——“改好了吗?”她问。
我把改的“惠”字给她看。
——“对啦，这个字改得满好，这个字改得满好。”她接连着说，满愉快而天真地。
梦莲在旁边似乎也在思索，到这时她说：“那吗‘惊’字恐怕也要改一下才好了。”
——“用不着吧?惊动了的话是常说的。”瑞芳接着说，依然是那么明朗而率真。
雨到傍晚时分虽然住了，但戏是没有方法演出的。有不少冒着雨从远方来看戏的人，晚上不能回家，结果是使北碚的旅馆，一时呈出了人满之状，“大士”的“惠”，毫无疑问地，是普济到了一般的小商人了。
第二天，二十八日，星期日。清早九点钟的时候，雨又下起来了。四处的屋檐都垂起了雨帘。
同住在兼善公寓一院里面的王瑞麟，把鲤庭和瑞芳约了来，在我的房间里同用早点。
瑞芳突然笑着向我说：“那一个字又应该改回去了。”
我觉得这话满有风趣。我回答道：“真的，实在是生了气。”
瑞麟和鲤庭都有些诧异，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我把故事告诉他们。同时背出了那首诗：
不辞千里抱瓶来，此日沉阴竟未开。
敢是热情惊大士?杨枝惠洒北碚苔。
不过这个字终竟没有改回去。因为不一会雨就住了，痛痛快快地接连又晴了好几天。好些人在看肖神，以为《屈原》一定无法演出的，而终于顺畅地演了五场。听说场场客满，打破纪录，农人剧人皆大欢喜。惠哉，惠哉。
一九四二年七月八日驴猪鹿马
孝武未尝见驴。
谢太傅问曰：“陛下想其形，当何所似?”
孝武笑云：“正当如猪。”
——见《世说新语》
这位东晋皇帝所闹的笑话，和西晋惠帝问蛤蟆的叫声是为公还为私的真真是无独有偶。
但在孝武帝公然还知道“猪”，也可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过他所认识的猪或许是祭祀时远远望见的陈在牲架上的猪吧。猪去了毛，平滑而净白，看来并不怎么恶心;再加上牲架的高度自然也就可以骑了。
这个笑话也证明全凭主观的想象是怎样的靠不住。这是一种主观主义。但另外还有一种主观主义，却是有意的歪曲客观。顶有名的故事，便郭沫若散文选集是赵高的“指鹿为马”了。
认驴似猪是出于无智，指鹿为马是出于知识的误用。前一种的主观主义，可以用科学的方法以疗治其愚昧，后一种的主观主义愈知道得一些科学方法，愈足以增其诡诈。同一科学，人道主义者用之以增进人类的幸福，法西斯蒂用之以歼灭幸福的人类。在这儿除掉科学的方法之外，显然还须得有道德的力量或政治的力量以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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