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实在太天真了，要专候整理，并像赍送圣旨一样，专送桂林，为此更累得周公也被牵连着多住了一天。
不过有了这一天的耽搁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登了一次南岳。我不记得是谁先提议的了，就在那第二天的上午，周公、贺衷寒和我，我们三个人约着去登山，都相约不坐轿子。这倒给我留下了一个意外的纪念。
南岳衡山是被人传说得十分庄严的，古代作为五岳之一，祭秩比于三公。特别是有了韩愈《谒衡岳庙》的那一首诗，在读书人的脑中，仿佛它真像是一个“天假神柄专其雄”的神物，时常在“喷云泄雾”。但事实上倒并不怎样神奇，特别由我这个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看来，它实在平常得很。除在山脚下有一些风景区之外，山上都显得非常索寞，既没有什么“松柏一径”的大树，也没有什么“粉墙丹柱”的灵宫。我们只走到半山的铁佛寺便歇下了。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小庙，但还好，周围倒是有些林木的。贺衷寒说，再往上走过了南天门，风景就更好了。但我们没有再往上走，并不是我们没有脚力，而是太寂寞的山景没有引诱我们的魄力!
铁佛寺的老和尚替我们预备了一顿中饭，把庙里自做的豆腐卤拿出来做莱。那倒是再好也没有的珍品啦。小方块的豆腐，糟得很透，色虽灰败而味道很鲜。我们吃了一盘又一盘，把罐子的储蓄都吃光了。和尚很高兴，就好像做了一场大功德，当然我们也并不是白吃的。
在那铁佛寺下边不远处有李泌的读书室，这是所谓名胜古迹了。我一个人特别走去看了一下，那更是使人失望得很。不要说什么“邺侯家藏书，插架三万轴”，就是三本《三字经》都从那儿找不出来。一列三间的小祠宇，庸俗得实在是无法形容。
但这一次的登山，我却有了一首纪游诗，是在那下山途中勉强凑成的。
中原龙战血玄黄，必胜必成待自强。
暂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
云横万里长缨展，日照千峰铁骑骧。
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
为了附庸风雅，不得不矫揉造作一番，骗骗自己而已。
那天的天气倒是满好，并没有像一千多年前的韩愈那样，逢着“阴气晦昧”的秋雨节，而劳他“潜心默祷”。众峰是很朗壑的，虽然并不怎么“突兀”，也不显得有所谓“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那么生龙活虎般的活跃。但山外的眺望为韩愈所忽略了的却很有可观，七十二峰都一一呈列在目前，好像万马奔腾。韩愈只照顾着衡岳本身，而失掉机会照顾到岳外，我很替他可惜。
三桂林种种
十二月二日清早由衡阳坐火车动身，三日清早到了桂林。这次有火车的方便，自然没有前两次那样狼狈了。
到了桂林之后，主要的工作是把三厅的人员分了三分之一留下来参加行营政治部，由张志让主持，行营政治部主任是梁寒操。另外的人员便陆续由卡车运往重庆。只有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别致，他们自告奋勇，决定步行，沿途工作，走向重庆。他们这一计划后来是很完满地成功了。
那时候陶行知也在桂林，他召开过一次小朋友的大会，似乎就是生活教育社的年会吧。他曾经邀我去演讲，我说过“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有了改变了，并不是下一代不如上一代，而是上一代不如下一代。这一转机，就是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给予我的。
长沙大火后有一家白报纸的囤积店没有烧掉，却又搬运不出：因为在善后期中火车只限于军运，断绝了商运。那家囤积商便向三厅求售。令数很大，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商人作为烧掉了，要价比成本还要低。我把这事向陈诚提出过，要政治部买下。陈诚到长沙时给了我一个手条，交总务厅办，而总务厅的那些颟顸老爷却始终没有办。到了桂林那纸商又来找我，我便独行独断地索性由三厅来收买了。这到后来一直供给了政治部好几年的使用，而且还使第二代厅长何浩若，第三代厅长黄少谷，各各都揩了一笔大油水。
救亡日报社的朋友们到了桂林本来打算立即复刊的，但因经费无着，地方上的当局也无意帮忙，以致虚悬着。我扭着陈诚，向政治部要津贴。他很勉强地答应了每月津贴二百元。这津贴的数目虽然少，然而是中央机关所津贴的报纸，对地方党部的麻烦也就是一副挡箭髀了。同时又由夏衍到香港去筹了一笔经费，于是这份文化人的报纸便在翌年元旦又在桂林复刊了。——这报纸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去勒令停刊的。
立群在十一月十一日和夏衍、孙师毅、池田幸子等同车，离开了长沙之后，她比我先到桂林。她曾经在省政府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但不幸在十一月底遭了轰炸，除了随身穿着的一点衣服之外，所有的东西部被炸光了。人没有牺牲自然是件幸事。
立群还有一位母亲，是岑春暄的侄女，本来是在行政院任职的，南京失陷时带着一位十三岁的幼女逃回桂林。她们也是什么东西都丢光了，暂时住在水东门的娘家——岑氏宗祠里。据说，依旧时的封建习惯，凡是出了嫁的女子便不准在娘家过年;看看要到年末了，又只得从宗祠里搬了出来。这一老一弱的今后的生路，我们也是须得负责的。这件琐屑的私事，多蒙朋友们的帮助，却解决得最理想。小妹立修，我们要她参加孩子剧团，她很踊跃地参加了。岳母岑蕴文搭着苏联顾问团的小汽车，先我们到重庆。她们两母女不久更由重庆到了延安，于今是比我们更自由，更幸福了。
在桂林我们住在乐群社，在乃超和杜老同住。不久翰笙由香港回来了，他所采办的医药用品，留下了程步高负责搬运。他们的辉煌成就，我在前面是已经叙述过了。
乃超在计划设立日语训练班，打算训练一批人员出来，加紧对敌宣传工作。为了这项工作，他和鹿地亘两人留在桂林，一直住到第二年的五月。但工作却受到梁寒操的种种牵掣，没有达到理想的地步。原先本条算由三厅直接办理的，梁寒操生天活夺的抢去，乃超和鹿地便只以顾问的名义留下。虽然也招了生，开了班，但所注重的不是日语训练而是思想训练。这就是武汉撤守后，国民党反动派所奉行的一贯的国策——照着近卫声明所指示的途径：消极抗战，积极防共。三厅由凌迟而至于处决，所有一切对于抗战有益的工作，从此以往都逐渐被限制，被毁灭了。
我和立群两人是于二十七日飞往重庆的，但在这之前还遭遇过一些悲欢离合。
四舟游阳朔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
桂林人是很爱夸引这两句话的。到过桂林而且游过阳朔，我自己也能承认，这两句话并不算夸大。桂林和阳朔的山水(认真说，只能是山)的确很奇特。那些水成的石灰岩，经受了无数万年的风蚀雨削，一座座的山峰各不相连，拔地而起。而千万个峰顶各呈奇状，或如乱迭云母，或如斜倚画屏，或如螺、或如菌、或如书帙在架，或如矛头插天，象鼻、狮头、马鞍、人帽，无形不备。这种山型，我在别的地方不曾看见过。安徽人艳称黄山，但从照片上看来，黄山之奇似乎是在层崖迭峰间多生小松，而这样的黄山松在桂林、阳朔也并不稀罕。我得承认，桂林、阳朔的山水，在它们的奇拔秀逸上的确是甲于天下的。如果要说到雄浑磅礴，那就完全说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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