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曾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震天价响的时候，独树一帜，提出了孔子也是革命的“先驱者”的观点，并在众多批驳者的面前，据理力争，毫无退让。抗战时期，更以《十批判书》大骂秦始皇的独裁统治，影射和鞭挞当权的蒋介石。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郭沫若不得不改变自己坚持了一生的学术观点，其言不由衷和痛苦难堪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1977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沫若着手整理出版《沫若诗词逊，以纪年编排自己历年写作的诗词作品。1974年为空白。郭沫若没有把上述两首自我批评的诗列入诗眩为了维护周恩来的英名，郭沫若保持了庄严的沉默;他以生命的最后火花，证实了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四人帮”把斗争的锋芒又一次指向郭沫若。江青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班子，公开批判郭沫若。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江青在意大利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问题上大作文章，妄图给批准安东尼奥尼来华的周恩来强加上“卖国主义”的罪名。在会上，他们借题发挥，点名批评郭沫若，暗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当着周恩来的面，江青毒地指责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
事后，郭沫若对于立群忧心地说：“他们是针对总理的。”他为总理的安全深深担忧。
不久，张春桥竟跑到郭沫若的家里，当面要求郭沫若承认，他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独裁统治，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要郭沫若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张春桥的用意，郭沫若心里十分清楚，也十分愤怒，他当即驳斥张春桥说：’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顿时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不几天，江青又到郭沫若家，登门威逼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并暗示，当时与王明同在长江局共事的周恩来也有责任。郭沫若早已洞悉江青一伙的阴谋，在江青喋喋不休的3个小时纠缠中始终保持沉默，不给任何应允。
为了维护周恩来总理的英名，维护共和国的一线生机，郭沫若保持了庄严的沉默。这一刻也许正是郭沫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最具兴彩的一页。
“四人帮”的苦苦相逼以及悲愤与忧思，终于使郭沫若病倒了，并从此一蹶不振，住进了医院。
1978年四五月间，郭沫若的病恶化了。他发着高烧，朦胧中似又见到了分别已久的毛泽东。他向孩子们索要毛泽东的诗词，他想把自己写的诗读给毛主席听，他多想与毛泽东多说几句话啊!
临终之际，郭沫若趁着一时的清醒，把立群和孩子们都叫到床边，要他们记下自己的最后叮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一再地提起毛泽东。他以自己生命的最后火花，进一步证实了他与毛泽东的深厚友情和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
(摘自《党史博览》200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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