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二弟的到来，鲁迅大概还要孤独地一人钻进古文化的世界里。周作人到北京之前，鲁迅没写过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除了公务外，他几乎把精力都放到沉于过去的冥想里。那是灰色的，近于绝望的日子。在佛经、野史中麻醉自我，实在是无奈的选择。二弟的到来，至少在生活内容上，给他带来了一种人伦的快慰。此后不久，两人携手共同开始了新文化事业，那已是后话了。
鲁迅一生最寂寞的光阴，是他于绍兴县馆独住的日子。那时唯一唤起他世俗之乐的，大概也只有家庭。对母亲、弟弟以及侄子们的厚爱，是他苦寂的心灵的一丝光亮。他是爱周作人的，此后的几年，他又多了谈天的快乐，终于可以和弟弟共同讨论学术问题。“五四”前后，两人在思想启蒙上的一致性，我想与在绍兴县馆期间同甘共苦，有一定关系。彼此的交流与渗透，形成了对中国封建王朝陈腐性的共识，其批判力度之大，之强，后世难有匹比者。鲁迅一定程度借助了二弟广阔的知识背景，二弟也发挥了哥哥张扬人道个性的长处，两人相依为命，同舟共济之状，从文字中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的。
查看鲁迅日记，我发现兄弟同住的日子里，可追忆的事情，二人后来却很少谈及。周作人曾简单谈过鲁迅那时的衣食起居状况，但对他们于书趣中得到的人生启示，殊少勾勒。我觉得，1917年直至1919年底，两人与社会的交往，以及购书、访书、整理旧典籍的活动，很值得研究。这是二人一生中重要的转变时期。如果不是发生了五四运动，不是《新青年》发起了新文化的运动，他们潜心治学的苦寂日子，或许会更长一些，也未可知。鲁迅日记多次记载了与二弟同去访书的过程，很有在东京求学时的雅趣。但同时，还记载了与各种友人的频繁交往的事情。大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钱玄同与二周的往来甚多，几乎不几日一见面。那时钱玄同正在编《新青年》杂志，他的到来，使补树书屋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钱玄同是他们在东京时代的同学，辛亥革命后调浙江省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1913年后到京，先后在北京高师附中、北京大学、北洋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钱玄同很佩服周氏兄弟，认为就学问而言，二周是出色的。可他每夜来绍兴县馆，看他们埋头学问的样子，便长叹不已，觉得倘将精力放于社会工作，诸如创作、启蒙宣传等，会更好一些。钱玄同在补树书屋，有时一呆就到后半夜，谈学问，讲时局，那热情，我们从二周日记中，差不多可以领略大概。周氏兄弟与钱玄同在治学上，有许多相似的看法，比如文字改革，提倡白话等等，双方几乎如出一辙。在对旧文化的看法上，亦多相近的观点。朋友们在一起谈天，快慰是不用提的，彼此的启发，或可说是最难忘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周氏兄弟被友人推到了新文化的园地，沉闷多年的鲁迅、周作人，开始为《新青年》撰文写稿件了。
1918年4月2日，鲁迅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绍兴县馆的两年时间内，发表了50余篇作品。其中《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均写于这里。周作人也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包括译文、杂感、论文等。最有名的，是发表于《新青年》的《人的文学》，以及《每周评论》上的《平民文学》等。从1918年到1921年，两人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就有100多篇。这个数量可谓不少，其中周作人的一些文章，仍是被鲁迅修改后才发表出去。周作人的杂感文，有的也以长兄的名义见诸刊物。我们如今读二人那时写的文章，可以感到，二人的思想已很成熟了，在新文化园地里，二周文字之美，思想之锋锐，是当时同辈人中少有的，说他们为那时启蒙先锋人物，并不为过。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气魄上与文采方面，均不及二周，这是连他们自己也清楚的。一对文坛的新星，就这样从绍兴县馆升起来了。
这是中国新文化史上新纪元的开始，也是二人新生活的开始。他们选择了历史，历史也同样选择了他们。鲁迅、周作人的真正世界，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成熟起来的。此后便是更漫长的与中华民族命运相存相依的历史……
鲁迅有很强的家的概念，这是作为中国人逃不出的生活信念之网。当二弟在京城渐渐站稳脚后，他便考虑把绍兴的家，全部搬到京城里来。1919年初开始，鲁迅就为购房而四处奔走。7月23日，他决定了房址，11月4日，以3500元购买了八道湾十一号罗家的房屋。同年底，周作人一家、鲁迅一家、周建人一家一同搬进了新宅。母亲也和他们团聚了。
此番搬迁，鲁迅所耗精力颇多，仅选择地址，就费去大量时间，他先后去了报子街、广宁伯街、铁匠胡同、辟才胡同、鲍家街、护国寺、蒋宅口等地选址。那时周作人正去日本探亲，所以购房的苦事均落于哥哥一人身上，诸如谈判、量屋制图、请巡警与保人、签约等，其繁复与琐碎，颇为伤神。这是两人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把家人从绍兴接至北京，其实正是他们的梦。周氏兄弟在外奔波了多年，总算有了安稳的栖身之所。
显然，一大家人搬到一起，周作人也是高兴的。当时他已有了孩子，现在生活在一起了，不必分散太多的精力。鲁迅当时选择的房子，想必他是满意的，房间很多，院子的空地又大。请想一下，周氏三兄弟，同住于一院，又有老母在一起，那情景，是热闹已极的。那确实是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几年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住到了周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乐趣。在外人看来，他们拥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东方型的幸福家庭。许多造访过八道湾的“五四”学人，都曾对此留有较深的印象。
以他们那时的精神个性和追求而言，选择一种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当代人恐难以理解。从周氏兄弟的个人境界而言，何尝没有一种独居的念头?但要做到此，大难。一是传统习俗欲改变非一日之功;二是经济亦多有困难。按现代人的生活理想，大家庭确有难言之苦。这苦头，鲁迅不久就意识到了。1920年开始，他的经济便出现了赤字。一是购房时用尽了积蓄，且欠了债，另外，主要是费用加大，老少十几口人，各种开销，压得鲁迅喘不过气来。这一年，他先后21次向友人借钱，其状甚为难堪。加之孩子生病，每位媳妇生活方式不尽相同，负债便成了沉重的负担。他每月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弟媳羽太信子，但生活仿佛是无底洞，鲁迅似乎从来未像现在这样感到生活压力之大。旧式家庭的弊端，不久就在八道湾寓所显现出来了。
但鲁迅是爱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侄子的。他只有和弟弟们一同努力地工作，去弥补生活的空洞。所以，他除了写作、译书外，在大学还兼了几门课程。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此时已有了相当的名气，他的外国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深厚根底，倾倒了众人，很受欢迎。他在讲课之余，译书，写作，也格外勤奋。兄弟两人的紧张工作，使这个大家庭支撑了将近4年。他们后来结怨分手后，从鲁迅流露出的情绪看，那3年多的生活，他付出的的确太多了。爱是建立在一种自我牺牲的基础上的，深知人文主义和个性价值的鲁迅，对中国古老的家庭结构，备尝其苦。这大概也正是他特有的地方。一方面残存着东方人古老的积习，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其顽固性与陈腐性，但又无能为力。这是人生不能两全的无奈。爱既然不是自私的，那么必要的丧失，便合情合理。所以读鲁迅那时的文章，写到家庭生活时，便有种殉道感在其中。这种殉道感，乃是肩负着黑暗的闸门，为下一代谋生路，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已经进入了中年的他，毫无个人享乐的情感，倒是时常想想别人，为他人做些什么。虽然亦有个人的恩怨，时常也发一点脾气，但于己身顾及得十分有限。看他们生平的资料时，每每读到鲁迅为了弟弟和母亲而四处奔走借债的情形，便深感中国旧式家庭的长子的艰难。巴金在《家》中写长子觉新之苦，大概具有普遍的意义。牺牲了自己，让更多的人安乐地生活，这是鲁迅的心境，也是那一代许多人的心境。我从他后来流露出的苦笑中，分明感受到了这种沉重。“五四”启蒙者们在呼吁人的解放的时候，不是凭空想像的游戏，那里确有己身苦难的体验。所以那声音便显得格外悲怆和劲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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