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湾的岁月苦乐相伴,天伦的快慰给家人带来了生活的新鲜感,这一点,恐怕不能否认。鲁迅没有孩子,那时二弟、三弟的孩子已不小了,很是好玩。这些孩子的名字,是鲁迅当年起的,他把作人、建人的孩子,视如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作人、建人的妻子是姐妹俩,这个家庭真是有着特殊的亲情(周建人后来与羽太芳子离异,两人生有二子一女)。鲁迅为这些孩子,也分神不少,像慈父般地照料他们。1920年5月,周建人的孩子重病,鲁迅往来探视、守护,达三十几日。这期间,母亲也生病,由鲁迅护送就诊。这些,日记中均有记载,兹略引如下:
五月
十九日 晴。沛大病,夜延医不眠。
二十日 晴。黎明送沛入同仁病院,芳子、重久同往,医云肺炎。午归,三弟往。下午作书问三弟以沛状,晚得答,言似佳。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往医院。
二十二日 晴。在病院。托二弟从齐寿山假泉百。
二十三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在病院,上午一归,晚复往。
二十四日 晴。在病院,沛病甚剧。下午往大栅栏购物。
二十五日 昙。在病院,晚归。夜半重久来,言沛病革,急复驰赴病院。
二十六日 晴。沛转安。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九日 昙。上午往部。午后访汤尔和。往琉璃厂买元■、元恩、元顼、李元姜墓志各一枚,计泉五元。下午往病院,晚归家。雷雨一陈。
三十日 雨。星期休息。上午濯足。午后晴。晚往病院。
三十一日 暗。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六月
一日 晴。上午往部,午回家。得宋子佩信。夜在病院。
二日 昙。上午往部。午后理发。夜在病院。雷雨。
三日 晴。上午往部。还子佩书一册。午回家。夜在病院。雷雨。
四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五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母亲与丰至病院视沛,乃同回家。晚小雨。许诗荀来。
七日 晴。午往病院。下午赴国歌研究会。夜在病院。
八日 晴。上午往部。下午往病院,晚归家。
九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大雨。
十日 昙。上午往部。午晴,归家。夜在病院。
十一日 晴。上午往部。从戴螺■假泉五十。夜在病院。
……
整整3个月,鲁迅日记一直记载去医院的事情。其情其景,历历如在目。这样的日子,一年后又持续地出现了一次。二弟周作人,患病住院,又使他的生活出现了诸多麻烦。探视、寻医、购药、借债等等。这些,日记中亦有记载。总之,鲁迅很累、很苦。一般凡人经历的烦恼,差不多都领略到了。人大约只有承受过诸种压力和磨难,才可能懂得生活的内涵。但既然人存在着,就免不了这类的苦役。爱有多长,付出的便有多长,一切经历过人世风雨的人,对这一点,均会有所体悟的。
周作人是个很随和、敦厚的人。如果后来不是当了汉奸,且与鲁迅弄翻,后人对他的态度,不会如此复杂。平心而论,和鲁迅同住的时候,他对哥哥一直是敬重的,并不像后来一些学人指摘的那么昏庸。对家庭、对亲人,他一向恭恭敬敬,连三弟周建人也说,他早年性格温顺,很好相处。在八道湾生活的前两年,周作人也是十分劳累的。除了教书外,大量的社会活动,翻译外文,写文章,费时甚多。1921年的那场重病,我一直觉得是劳累所致。看他那时文章之多,写作之勤,不是全部投入精力的人,大约不会有如此赫赫的成果。他的成就,固然离不开鲁迅的帮助,但个人的修养、素质,也是重要的原因。其实,周作人的存在,也促成了鲁迅的许多事情。例如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倘不是周作人,大概也不会问世。周作人后来说:“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9]这件事,直接促成了鲁迅小说史研究的赫赫成果,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很值得书写的一页。周作人对鲁迅的学识是佩服的,谈小说,他深知不及其兄,而论小说写作,更是退避三舍。从他后来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与解读看,是敬重有加的。
与鲁迅同住的岁月里,周作人最忘不了的,大概是其兄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他不及鲁迅那样事务繁多,脑子里除了学问,没有其他太劳神的杂务。鲁迅一方面要去教育部当差,还得写作、译书,生活中很少悠闲自得的日子。周作人写《鲁迅的故家》,最后的部分,介绍鲁迅办公事,很是细致:
鲁迅在会馆里的工作时间大抵在夜间,晚饭后如没有来客,也是闲谈,到九十点钟回到自己的房里,动手工作,大概总到一两点钟才睡觉。第二天早上在十时前起来,照例什么点心都不吃,洗过脸喝过茶便往教育部去了。他在那里办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吧,只有一回见到中华书局送到部里来请登记还是审定的《欧美小说丛刊》,大为高兴。这是周瘦鹃君所译,共有三册,里边一小部分是英美以外的作品,在那时的确是不易得的,虽然这与《域外小说集》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感觉得到一位同调,很是欣慰,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了出去。这样同类的事情,据我所知道,似乎此外还没有第二件。他曾参与整理那内阁大库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废纸的事,却不记得他讲过其中的什么故事,只是敦煌千佛洞的古写本运京的时候,他知道有些京官老爷在这劫余的经卷中,又窃取了不少,账上数目不符,便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作两,补足缺数。这些人都有名字,但是听他说话的人与他们都不相识,姓名生疏,大都也记不得了。他又讲到部中常收到乡间呈文,请求旌表具呈人的母亲的节孝,有的文字还写不清楚,有将旌表写作旅表的,想见是穷乡僻壤的愚人,却是那么的迷信封建礼教,想起来实在可叹。也有呈文写得很促狭下流的,显得是讼师玩笑之笔,是《新青年》里“什么话”一栏的材料,这里只好从略了。
当然,兄弟间那时也有共同出游的乐趣,兄弟俩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周作人是常伴随哥哥出入于古董商店的。《鲁迅的故家》介绍道:
在星期日,鲁迅大概一个月里有两次,到琉璃厂去玩上半天。同平常日子差不多同时候起床,吃过茶坐一会儿之后,便出门前去,走进几家熟识的碑帖店里,让进里边的一间屋内,和老板谈天。琉璃厂西门有店号“敦古谊”的,是他常去的一家,又在小胡同里有什么斋,地名店名都不记得了,那里老板样子很是质朴,他最为赏识,谈的时间最久。他们时常到外省外县去拓碑,到过许多地方,见闻很广,所以比书店伙计能谈。店里拿出一堆拓本来,没有怎么整理过的,什么都有,鲁迅便耐心的一张张打开来看,有要的搁在一旁,反正不是贵重的,“算作几吊钱吧”就解决了,有的鲁迅留下叫用东昌纸裱背,有的就带走了。他也看旧书,大抵到直隶书局去,可是买的很少,富晋书庄价钱奇贵,他最害怕,只有要买罗振玉所印的书的时候,不得已才去一趟,那些书也贵得很,但那是定价本来贵,不能怪书店老板的了。从厂西门往东走过去,经过一尺大街,便是杨梅竹斜街,那里有青云阁的后门,走到楼上的茶社内坐下,吃茶点替代午饭。那里边靠墙一带有高级的座位,都是躺椅,鲁迅不但嫌它枕垫不洁,而且觉得那么躺着吃茶可以不必,懒洋洋的样子也很难看,所以他总是挑选桌子坐的,靠边固然更好,否则屋子中央的方桌也没有什么关系。泡茶来了之后,照例摆上好些碟子来,这与南京茶馆的干丝相同,是堂倌额外的收入,鲁迅不吃瓜子,总适宜的吃他两三样蜜饯之类,末了叫包子汤面来吃,那东西很是不差,我想和东安市场的五芳斋比较,大概是有过之无不及吧。从青云阁正门出来,便是观音寺街,买点日用什物回会馆去,已是二时以后,来谈闲天的客人也就渐渐的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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