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曾写道：“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16]这其中，也含有对朱安这类女性的哀怜。鲁迅实际上是反对多妻主义的，亦主张男女的平等。把鲁迅后来的爱情选择看成多妻主义，是一种错觉，或者可说是恶意的判断。鲁迅曾说：“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17]鲁迅是站在女人的角度，来思考男女的爱情上的平等的。这里涉及到道德的自我界定。什么是合理的道德呢?“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18]我觉得这是很深刻的内省。鲁迅在选择对许广平的爱时，并非没有考虑到朱安的存在。在处理爱情问题上，他十分的自卑，也慎重万分。《两地书》中，鲁迅曾谈及自己性格中妥协的一面。读起来亦有伤感之叹。但这种伤感，正如王得后先生所谈，并非什么“负罪”之感，而是充满了悲剧意识。许广平针对鲁迅的忧虑，曾这样说道：
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按：这里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19]
迈出这一步，走向爱的王国，这在鲁迅那里，是极其艰难的。读《两地书》，可感受到两性间纯粹而博大的爱。那种血的声音，显示着人类天良的美色，绝无周作人所说的无聊之意。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难得的两性挚爱的文本，那里毫无世俗的卿卿我我之情，其中隐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里留有现代先驱者，在传统的压迫中，怎样艰难地爬出人生的苦门，以人的声音，向世间发出的苦诉和战叫。每次读到鲁夫子忍痛咀嚼人生苦果的文字，便被异样的感情罩住。它所折射出的，乃东方人生哲学中最神奥的光泽。那里有血，有泪，有漫长的荆棘，也有满身血痕的斗士的风采。周作人对这一世界的领会，其吞吐、敌意的口语，大概是不得其真义的。
也许，爱永远是一个谜，男人与女人，也永远是一个谜。我们绕不过这一存在，从远古到现代，乃至今天。但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寻觅着，创造着。生命的价值，或许就存在于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十四卷，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3]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 《鲁迅全集》第一卷，322-3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 《鲁迅全集》第二卷，1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鲁迅全集》第一卷，1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鲁迅全集》第三卷，5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9] 《知堂回想录》，42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0]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11] [12]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2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转引自王得后：《〈两地书〉研究》，27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234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6] 《鲁迅全集》第一卷，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7] 《鲁迅全集》第一卷，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8] 《鲁迅全集》第一卷，1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2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理解鲁迅难，懂得周作人亦非易事。细读两人的全部文章，常使我感到难言的沉重。这不仅是那些文字所释放的信息给人以复杂的感应，更主要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常常使他们处于尴尬的、甚至绝望的境地。我一直觉得，两人身上有着殊途同归的一面。这感觉似乎不着边际，亦有悖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的评价，但事实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态的中国人生的叛逆，不过一个趋于挣扎、搏击，另一个空手道般地隐于苦难的大泽，其形态虽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懂得鲁迅的，莫过于周作人;同样，深解周作人的，乃是同胞长兄。因为彼此太了解，又深谙对方之短，不相容，便十分自然。我一直认为，倘若不是羽太信子的存在，二周的分手，是迟早的事情。我们顺着两人文章的脉络梳理一下，便可知道二水分流的必然了。
周作人一向是反对压制个性的，他始终主张多样性，主张宽容，把自由当成社会发展的目标，这善良的主张多少有点乌托邦，像朝雾般朦胧好看。他实际上也是这样默默履行着自己的信念。这一信念的基础，来自于对当时中国现存秩序的绝望。但他的价值理想，是雕刻的花朵，看起来很好，实则无香味，总觉得像书斋的奇想，一到现实，便要碰壁。读他在西山养病时写的那组文章，便可感到幻灭的哀叹。真正纯粹的宽容和个性主义，在一个专制的社会，是难以生存的。所以，最后走向自身，回到内心，闭门读书，便是这一价值理想的归宿。因此说，这种以静制动的生存方式，改良社会，甚难。周作人开的药，便没有实效。但这确是中国社会应达到的目标，虽然缥缈，可其文化方面的隐喻，便非三言两语可以引述出来。我觉得至少在人生境界上，他高于同代的许多人，可惜他生在忧患甚深的中国，在一个没有健全理性的世界里，他的思路，要么毁灭，要么隐退于冷寂中，出路是没有的。不管他的声音何等的优雅，在骨子里，还是脆弱的。
鲁迅是主张战斗的，有以恶报恶的独行精神。这恰好与二弟形成反差。就其思想的出发点而言，他们均基于一种人道的和个性的立场上。读“五四”前后兄弟两人的文字，思想大致是相同的。问题是，在通往改造国民性之路的走法上，两人相差太大。鲁迅是反对任何的妥协和宽容的，至少在对恶势力的态度上，他的手段与尼采乃至俄苏文化精神多有相近的一面。这里有文化背景的因素，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认知的差异。鲁迅内心有着太多的痛苦，他知道以温情的方式对待苦难乃是笑谈。所以当周作人大谈宽恕和“新村理想”时，他并不以此为然。他何尝不懂得宽容与不偏不倚的好处?但他却深切地感到，除了反抗与呐喊，消沉地退到书斋，是自欺的骗术。他宁可走一条自毁的险路，在呼号中体现生命的价值，但也不愿恬静地躲在书房中，以麻木与自娱来消磨时光。这一选择，常人是做不到的，至少像我们这些读书人，就难以有这种决然的态度。那种自虐般的心灵角斗，不仅古中国历史上少有，即是当代文人中，也很鲜见。鲁迅是奇人，他视角里的世界，布满了黑暗与绝望。他很少理想主义地向你预约什么，承诺什么。他仿佛一个茫然而自信的过客，在深山大泽中不息地穿行，不知道去哪里，然而只有走，断然地拒绝了一切停息的诱惑。这种看似病态、而实则充满了片面的深刻的人生选择，它本身所折射出的生存隐喻，是十分深厚的。这仿佛卡夫卡、加缪般的具有形而上的寓意。我们在这颗绝望的灵魂里，体味的不仅是人生的，更主要是哲学的预言。人类遇到苦难之后，任何人，都难以逃离这一预言，虽然人们对苦难的领略有深浅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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