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说的，我先报，向你老兄学习，来一首诗，题目可还没想过。”何畏邀了头功后，又转身对张资平说：“你去年发表的那个短篇小说《约檀河之水》，实在写得不坏，再来一篇怎么样?”
“行!我正在构思一篇，是写一个中日混血儿的悲惨遭遇的故事，等考试结束后动笔，暑假缴卷。”张资平到底是学地质的，一个鎯头一个印，十分干脆。
“对了，你以前寄给我看过的长篇《冲积期的化石》，可以作为我们社的丛书出版嘛!达夫已经脱手的《沉沦》、《南迁》、《银灰色之死》这三个短篇，不也可以结为一个集子吗?”沫若极为钦佩达夫的创作才能，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你再给《创造》写点什么吧?”
“放心，我可能远不止提供一篇呢!”神气间常带点忧郁的达夫，这次为了同人刊物有了出世的希望，显得有些亢奋。他指了指桌上的一叠稿纸，接着说：“这篇《友情与胃病》马上就好了，说不定我要给《创造》写篇更象样的东西。”
就在七嘴八舌中，决定了《创造》暂定为季刊，出版的时间愈早愈好，创刊号的稿件由各人分头在暑假期间准备起来。一个日后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就这样在一次平平常常的几个年轻人的集会上诞生了，时为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下午。
七月初，身负重任的郭沫若又由日本匆匆赶回上海，精心筹办《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他哪里知道，中国共产党刚在此地诞生，代表们正在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大展宏图。他仍栖居于泰东图书局编辑所里，小小的一间厢房权当卧室兼工作室，而且是与一位姓王的编辑合住的。本来盛夏季节暑气的熏蒸已够难受，汗水从毛孔里滋滋地往外冒;更糟糕的是，那位编辑总喜欢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英文或弹奏风琴，实在叫人不得安宁。为了加紧工作，沫若常用毛巾连头带耳地裹起来，以排除干扰，不知内情的人每每以为他头痛，他只好苦笑着默默顿首称是。案头堆积的文稿齐眉高，有的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创造社同人的作品，有的是新近由友人推荐的诗文，也有一些是自己的手稿。“他修改别人的稿子，和对待自己的创作一样，非常严肃认真”，特别是润色诗稿，“他总要一面改，一面念，一再推敲，力求字句妥帖，音节和谐”。郑伯奇推荐的王独清(1898—1940)的译稿《新月集》，由于基础太差，就曾由沫若挥汗为他大改特改，几乎重译了一遍，这才列入“创造社丛书”正式发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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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伯奇：《忆创造社》，《文艺月报》1959年6月号。
八月五日，沫若的诗集《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打了头阵。接着，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又分别作为丛书的第二、第三种，相继于九月和十月间问世。这些图书的畅销，为泰东图书局闯出了新局面，因而增添了赵南公与创造社合作的信念和劲头。可是沫若却不想在上海久住，他感到这些日子来，就好象猴子落在沙漠里一样，烦躁得要命。他心里明白，要想在上海滩靠文笔吃饭、养家，未免太天真了，还是去日本完成未竟的学业之后再谋职比较有保障。于是便向书局推举达夫以自代。达夫于八月下旬抵达上海，九月初沫若就启碇东渡了。
在风雨的黎明重又回到福冈，复与妻孥相见，想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句来，沫若觉得味更亲切。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完全丢下创造社的社务，在入九州帝国大学补考、复学的同时，他于课余仍继续为《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征文、改稿。十月初旬，他于繁忙中偶从九月二十九—三十日《时事新报》上，见到了以他和田寿昌、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人联名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这是达夫执笔草就的，其中这样写着：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沫若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他为集体孕育的“婴儿”有了确切的预产期而欢欣鼓舞，同时也新增了无限的责任心，便立即写信给达夫，表示：“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窗边，初升的旭日照入他的诗心，庭前，随秋风起舞的月桂和美人蕉，也好象在向他点头微笑，他“知道神会到了”：“要努力创造!”从今以后同人们都是“创造者”，他禁不住代大家唱出了一首《创造者》的歌，以生花的彩笔“高赞这最初的婴儿”，“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
经过几番周折，《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了。那醒目的封面上画有怀胎十月的夏娃，在望着一艘桅高帆满的航船环绕地球漫游，她期待远征的孩子们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创造》面世的讯息如同一块石子投入春申江，溅起了朵朵浪花，许多年轻的心灵跟着激动起来，一封封要求入社的信带着投邮者的希望和赤诚，从四面八方飞到哈同路民厚南里(今铜仁路慈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新址内。这时达夫已去日本参加过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考试，正在设法进该校文学部深造。而在七月初，沫若又再度返回上海，住在民厚南里负责编辑第二期季刊。他含着泪花拆阅着读者们的来信，感受到了年轻母亲特有的一种心情，那就是亲耳听到别人对新生婴儿赞美时所产生的激动、欣喜和幸福之情。夜灯下，当他编完新的一期季刊，脑海中现出一张张热情期待的年轻人的脸庞，他好象有许多话要对这些知音们讲，便借《编辑余谈》的形式聊表心意：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朋友们!你们如是赞同我们这种活动，那就请来，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罢!我们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朋友们的优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你们飞来，飞来同我们一块儿翱翔罢!
诚然，起初他们确实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彼此集拢来原是“本着内心的要求以图个性的发展”，绝“没有夸大他们的成果会对于祖国或人群发生怎样怎样的作用”①。直到一九二六年底，他们才正式公布了《创造社社章》和《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名录》②，人们方知总务委员为郭沫若，编辑委员为成仿吾、郁达夫，会计委员由成仿吾兼，监察委员为张资平和王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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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昔集·今天创作的道》
②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当时泰东图书局的门市部设在四马路(即福州路)，地段虽处“十里洋场”的闹市，生意却并不怎么兴隆。七、八月间的一个晚上，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达夫去逛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他们长期身居海外，哪里知道这样的销路在那时节已经算不错了。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怎么办呢?他们决计请仿吾回来主持社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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