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在经受着历史的考验!
十一
当创造社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文学研究会早已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诞生了。这个以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而名扬遐迩的新文学团体，在其酝酿阶段曾由郑振铎(1898—1958)发函，邀请郭沫若和田寿昌一同加入发起人行列，不料此信耽误在寿昌手中，沫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初，文学研究会的主将沈雁冰(1896—1981)和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特地请与沫若相识的柯一岑陪同，邀沫若在上海滩上颇为闻名的休憩游乐场所半淞园便饭。这一天风和日丽，西装笔挺的沫若更显得气宇轩昂。他们选在园中紧临池塘的餐馆入座，边饮美酒边赏翠绿的新荷。热情、直率的振铎说话最多，雁冰则有点儿矜持，总是埋首思考，不时将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默默观察着谈话的对手。饭后，振铎又把沫若引到池边，倚着栏杆，揭开了这次晤谈的中心话题：原来他们想当面邀请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以便借重他的力量，把他们即将创办的又一会刊《文学旬刊》办得更有声色。沫若鉴于日前刚从仿吾口中获悉寿昌没有与该会合作的愿望，如果自己背着他单独加入，未免对不起朋友，可是同时又深深感到文学研究会的一片诚意，真叫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地步，最后只得向振铎表示愿意在会外帮忙。①初次相见，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分别时，沫若望着雁冰、振铎频频挥手相送的身影，心中荡漾着温暖的情意。此后，郭沫若与郑振铎时相往还，并由振铎的介绍，认识了叶圣陶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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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茅盾：《复杂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与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
然而曾几何时，当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敲响“创造”的大钟后，原来友谊的情空中突然出现了阴霾的乌云，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关系逐渐紧张了起来，这却是始料未及的。追其源，早在《创造》季刊的预告中已见端倪，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当然明白，所谓“垄断”文坛的“偶像”就是暗指文学研究会。同时，创造社同人也隐隐约约感到《文学旬刊》在施放冷箭，诸如“肉欲描写者”、“盲目的翻译者”云云，无非是指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于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揭载了达夫的《艺文私见》和沫若的《海外归鸿》，一个指桑骂槐地抨击所谓“假批评家”，声称只有把他们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才能“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另一个则含沙射影地指责批评界存在“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不相上下”，“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心”，“简直可以说是狂妄”。雁冰和振铎见到了这样的文章，吃惊之余，便由雁冰化名“损”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对于创造社诸君的‘创造品’”逐篇加以评析，断定它们“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因而“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爱用尖刻的字眼批评别人，自己则受不起一点委屈，以致双方高悬战旗，壁垒分明。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许多方面，前后差不多持续了三年。但他们毕竟同是向旧势力进攻的猛士，在彼此持有一些成见的同时，也还存在着团结合作的愿望。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正值《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想模仿日本的做法开个纪念会，便拉郭沫若登门拜访郑振铎，邀约文学研究会的人一同参加，振铎欣然同意。纪念晚会是在一品香旅社举行的，出席的有沈雁冰、郑振铎、谢六逸和庐隐等人，雁冰还即席演讲，慷慨陈词。席间大家举杯共祝沫若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于末了相携合影留念。这个会议不妨也可以说，是对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形成的两支独立队伍的一次检阅。
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笔墨官司没打完，又与胡适等人展开了论战。郭沫若对于胡适(1891—1962)本没有什么恶感，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间，他们曾先后两度在宴会上相晤。沫若久闻胡适其名，认为他的《尝试集》是“五四”潮流中富有文学意义的第一个集子;胡适也早对沫若瞩目，觉得他的新诗颇有才气。当他们初次握手相会时，同席友人禁不住热情称道：“有幸亲炙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胡适赶忙分辩：“岂敢、岂敢!要说新，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这不能完全说是敷衍，倒也道出了几分真谛。那么，他们又怎么会发生冲突的呢?
事情是由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夕阳楼日记》引起的。该文指责了余家菊自英文转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德国威铿著)一书的误译，胡适看了非常恼火，随即在自己主办的《努力周报》上以《骂人》为题撰文，亲自出马为余家菊辩护，骂创造社成员“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这一下可把创造社的人激怒了，立刻群起而攻之：达夫的《答胡适之先生》、沫若的《反响之反响》、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象排炮一样向胡适射去。胡适为此感到不安，觉得这场笔战很无聊，便主动出来求和。沫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复信给胡适，也表示了良好的心愿，并劝他重振当初提倡白话文的革新精神，说：
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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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
是的，“五四”高潮退后，在这“士气沦亡，公道凋丧”的年代，有志之士当然“极思有所振作”。早就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的郭沫若，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这短短的两年，竟三次彷徨无定地在黄海上渡来渡去，为的是求实现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他和他的伙伴们努力啊努力，创造啊创造，以心血不断浇灌着他们的园地。且看这期间沫若的劳绩吧，除为论争而写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等文章之外，还创作了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篇目最多的当然要数诗歌，记载了“自己的心泉随着‘时间的潮流’闪动过的波迹”，其中包括诗剧《广寒宫》、《月光》和《孤竹君之二子》(后来这些诗结集为《星空》);偶尔也写小说，而且尝试借鉴西方流行的创作方法，如《残春》，就有意打破“注重事实的进行”的传统方式，着力表现人物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注重在心理的描写”。在创作的同时，沫若还穿插着翻译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和英国诗人雪莱的诗，认为“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因而译别人的诗便如象自己在创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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