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沫若说来，翻译屠格涅夫的《新时代》乃是一大乐趣。书中所描绘的农奴解放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罗斯，很象清廷倒台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只要把人名和地名都改成中国的，把扑克换成麻将，把雪茄换成鸦片，把伏特加换成花雕，那醉生梦死的俄国官僚的生活，不正是灯红酒绿的中国新旧官僚生活的写照?至于涅暑大诺夫、马克罗夫、梭罗明、玛丽亚娜，他们性格中好的坏的方面也都杂呈在中国青年男女的身上，在这里沫若也照出了自己的面影，他好象也充当了书中的一个角色。
前后不到一个半月，沫若译完了这部小说，试图运用新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作了评价，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部书所能给我们的教训只是消极的，他教我们知道涅暑大诺夫的怀疑是无补于大局，马克罗夫的躁进只有失败的可能，梭罗明的精明稳慎只觉得日暮途遥，玛丽亚娜的坚毅忍从又觉得太无主见了。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现在所已经知道的“列宁的俄罗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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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时代〉序》，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6月版《新时代》。
从此，再也不对书中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含情脉脉，他觉得在译成这部书之后，已经把自己心中的“涅暑大诺夫”枪毙了。他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以列宁的俄罗斯为榜样来建设新的中国。
随着世界观的变化，沫若对文艺的见解也与以前不同了，所谓“纯文艺”的提注，而今在他看来已经显得幼稚可笑，生在这样的时代再侈谈什么“纯文艺”，他认为只有到年轻人的春梦里、有钱人的百宝箱里、吗啡中毒者的迷魂阵里、酒精中毒者的酩酊里和饿得快要断气者的幻觉里去找!既然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奔赴革命征途，那么追求的就只能是革命的文艺。也就是说，他要把文艺活动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以文艺为宣传的利器，“到兵间去”、“到民间去”鼓动革命情绪，他向往从以前的浪漫主义倾向走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决定了今后的去向：“我要回中国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国是最当要冲。我这后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义地送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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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原拟九月归国的郭沫若，无奈被月初爆发的江浙战争所阻。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与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的这一场火拼，战线由宜兴一直延伸到上海附近，搅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沫若已经作好归国的准备，他先带着妻孥来到福冈的邻县佐贺，这是从长崎回中国的必经之地，他们在这儿的山村里找了个便宜的住处作为过渡，一面体憩养生，一面等待战事平息。不过对沫若说来，这暂时的田园生活也无法尽情享受，他给自己定下了新生活的规程，最要紧的一条便是每天至少要写三千字的文章。象户外的溪水不分昼夜地奔流，少时的停歇他不贪恋，崎岖的道路他不回避。流吧，流吧，大海虽远，向着大海的方向流去，总有扑进大海胸怀的一天!
十四
在海外飘流了半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沫若三十三岁生日这一天，他带着一妻三子和一捆近三十万字的文稿，又折回到上海。只见他身穿一套在日本已经穿了十二年的学生装，外面套着一件破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十年前在东京买的棕黄色骆驼绒鸟打帽。这样的打扮和他的实际年龄似乎有点不相称。上海滩依然故我，沫若又莅践故土，却引不起半点感兴：说是高兴吧，实在谈不上;感到羞耻吗，似又大可不必。
他把家安在八仙桥附近的环龙路(今南昌路)四十四弄内，本想隐居片时，可是不出十天，朋友们就找上门来了。这时卢齐之战已经以江苏军阀获胜而告终，没想到这局部的动荡竟牵动了全局，整个国家的形势也发生了剧变：直系军阀吴佩孚(1873—1939)倒台了，皖系军阀段祺瑞公然当了北京临时政府执政，孙中山已应邀由广州北上讨论国是。由于南京的齐燮元和北京的执政府还在争持，以致上海的一帮官僚政客各以南北两京为背景，两班人马虎视眈眈地对峙着。吃够军阀混战之苦的中国人民，对不管什么籍什么系的军阀都恨之入骨，于是有人建议组织调查团，踏访战地调查江浙战祸，以揭露和抨击此次战争制造者的罪恶行径。这件事由孤军社负责，恰好该社许多成员都是留东同学，他们便邀请郭沫若参加。早就嚷着“到兵间去”、“到民间去”的沫若，觉得这正是从事实际活动的好机会，便一口答应下来，担任了宜兴一路的调查。
临出发时，沫若特地邀了周全平同行，因为他是宜兴人。十二月一日启程，车过真如、南翔、黄渡、安亭、昆山和无锡，这一带田野荒芜，杨柳枯槁，芦草衰黄，秀丽的江南如此之愁容惨淡，这不就意味着中华的沦丧吗?第二天改乘轮船，在昏茫的运河上察看两岸的累累战痕，更令人感到凄凉、神伤。抵达宜兴以后的四、五天，足迹沿着蜀山、兰右、湖汶、悬脚岭，直到浙江境内长兴县界上的尚儒村。沫若的眼睛象是摄影机的镜头，在“镜头”前掠过的是：满载太师椅、红漆马桶等战利品的车皮，弹痕累累的竹林，穿着灰色军装的大兵，拖儿带女从上海归来的难民，遍野眼神呆滞、烧着纸钱的带孝妇女，汗水淋漓、疲惫不堪的担煤少年和老头，贪婪地啃着沾满泥屑的骨头的孩子，……而随着人们嘴唇喃喃地蠕动，沫若眼前又幻化出被奸淫的产妇一双绝望的眼睛，真如、南翔大火中被火舌舔卷着的惊恐的人群，抓着糟豆腐、生豆渣往嘴里塞的饿疯了的民夫，……他的躯体被愤怒充斥得几乎要爆炸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象猪狗一样的活着?为什么他们要任人宰割而不起来反抗?为什么中国新兴的文艺家无视这被屠宰者的生活?——“你们为什么定要想跑到巴黎，跑到德意志，为什么定要龟藏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做些虚伪的表现呢?”①看来要想打破旧式诗文的格调，怕只有彻底改造旧式的生活才能办到吧。回想过去自命清高，昂首天外，实在太要不得了，从今后必须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体验体验穷苦百姓的生活，多领略领略灾难深重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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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平线下·到宜兴去》
从宜兴回来，沫若原先说定还要担任调查报告集《战痕——甲子苏祸记》的总编辑，未曾料到孤军社竟约了曾琦(1892—1960)写序。尽管沫若与曾琦是旧友，但他绝不愿与这位“醒狮派”的首领合作共事。“醒狮派”以当时曾琦在上海创办的《醒狮》周报而得名，他们鼓吹国家主义，居然把真正爱国的人当作“国贼”。孤军社成员亦大多信奉国家主义，因而与“醒狮派”关系密切。至于沫若与孤军社的交往，早在一九二二年《孤军》杂志创刊时，他就曾受托将该刊介绍给泰东图书局出版，因而被视为孤军社的准同人，出席过他们的会议，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诗作。不过沫若与孤军社同人的政治见解大相径庭，他在《孤军》上发表的一些诗作常遭到他们的曲解，誓如鼓吹“如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进行“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的《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刊出时，他们居然加了这样的附注：“这篇文稿……虽有鼓吹革命的地方，一见似乎与《孤军》护法的意思有些出入，然仔细考察起来，沫若先生所谓革命单指扑灭军阀而言，非调约法也可抛弃，读者切勿‘以辞害意’!”①但鉴于彼此友好的交往，沫若对此并不介意。由于这种关系，他当然不便于直接反对曾琦为战祸调查报告集写序，而是对全书的编辑工作采取拖延的态度，想不了了之，结果孤军社只好收回成命自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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