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沫若由衡阳奔赴桂林，重与三厅的朋友们相聚，住在乐群社。敌机经常来轰炸，听说立群初来时租的一间小屋，数日前已被炸得粉身碎骨，幸好当时她不在屋内，真是好险，沫若想到这里都不禁有些后怕。他在南岳期间也遇到过空袭，那时十分怀念立群，曾作小诗十首，现在一并奉献给她。“芳心逐岁开”，“相伴有苍苔”，抗战的风暴把他们卷来卷去，血与火不断考验他们的生死之恋。
不幸的是，张曙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为好友的不幸丧亡，沫若心中充满了悲伤，亲自替他写了墓碑，把他安葬在桂林郊外的冷水亭旁。想想他勤勤恳恳为三厅所做的工作，想想他才气横溢为抗战所作的歌曲，沫若更意识到所失去的是多么惨重和珍贵。“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湖山微水今又生洪波……”他的《洪波曲》正响彻洞庭湖畔、扬子江头，唤起三楚健儿敌忾同仇，热血飘洒。“九歌传四海，一死足千秋。冷水亭边路，榕城胜迹留。”①沫若连做了几首挽诗，还是觉得抒不尽对战友的悼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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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挽张曙诗两首(一)》
在桂林的时间不长，要做的事却很多。《救亡日报》已于广州沦陷前夕被迫停刊，前些日子夏衍、林林等人辗转到了桂林，现在沫若自然要设法帮助他们再度复刊。战争期间的事真是难以估摸，八月间华南的朋友们曾给当时还在武汉的沫若来信，说是当《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满周年的时候，希望他能抽身南下一次，谁会料到几个月后竟在桂林重逢。沫若最清楚，在恶战苦斗中要维持这样一份报纸，充分发挥它的抗战建国、唤起民众的作用，这是多么艰难。如今要重新复刊，经费又从哪儿来?与陈诚几番交涉，只同意政治部每月津贴二百元。这点钱能派什么用场，不过这倒也有个好处，借此可以让人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津贴的报纸，今后地方党部就不敢刁难。最后又派夏衍去香港筹款，争取于一九三九年元旦，能让广大读者重睹《救亡日报》的新颜。
广西大学的校长白鹏飞听说郭沫若来到了桂林，作为当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先后同学，理当尽地主之谊，不但殷情款待，还邀请他为师生们演讲。沫若觉得叨光得很，碰巧这所大学的校舍系于立群的从外祖父岑春煊(1861—1933)所捐赠，因而师生们对他更为敬重。他来演讲的那天，师生们夹道欢迎，大礼堂座无虚席。他不谈一般的抗日大道理，而从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谈起，说明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是富有创造力，二是富有同化力，三是富有反侵略性，因而：
凡是和我们站在对立地位的民族，即占有欲望强而创造欲望弱的民族，我们却和它势不两立。自有历史以来，凡具有民族性的战争，可以说都是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我们从不曾以武力去侵略过别人，但遇着别人以武力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彻底的反抗，纵使绵亘至二三百年，非将侵略者消灭或同化，我们永不中止。我们是具有着举世无匹的最强韧的弹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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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羽书集·复兴民族的真谛》。
整个报告没有提到一句抗战，听众却自然而然联想到当前的抗日斗争，以致后来白鹏飞偕夫人陪同沫若夫妇泛舟漓江时，这位老同学还在满口称赞沫若此次演讲的成功。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然而沫若哪有心思留连于山水之间，这次他在桂林只是应白鹏飞之邀玩过一天，要他“暂把烽烟遗物外”也不容易，他的心里总在惦记时局的发展和三厅今后的工作。国民党当局的动向值得警惕，副总裁汪精卫已与其党羽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潜离重庆越国投敌，随即近卫文麿又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叫嚷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和“经济提携”，不知总裁蒋介石将如何应对?至于被蒋介石、陈诚分割了的三厅，人员已陆续移往重庆。沫若和立群也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乘欧亚机22号离开桂林。
“一别夔门廿五年，鸟惊花泣恨频添”。而今他重入夔门，回到群山环抱的雾都重庆，更是感慨万千。
三十三
一九三九年元旦，沫若前往重庆中山公园网球场，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这是他到达陪都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人的山，人的海，坡上坡下满挤着人群，沫若象和暖的春风似的开始演说了。听吧，象奔流，象悬河，象渺茫的大海，而那些听众随着是微笑，是愤怒，是奋然而起……。①他说“今天的阳光，是象征着中国前途的光明”;他说要“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②从听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可以知道这两件新年礼物的贵重，广大民众将不惜代价去奋力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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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②见1939年1月2日《国民公报》。
开岁发春，喜从中来，新的一年总算有了个好的开头，《救亡日报》果真于元旦在桂林复刊。这虽是一张四开小报，但它担负着宣传抗日、团结、进步的重任，力求赢得左、中、右读者的欢迎。这是很不容易的，沫若深知夏衍、林林等人所付出的艰辛，他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当该报响应义卖时，他特地寄了一首五绝去：
纾难家宜毁，临危命可捐。
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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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为了让山城的读者能及时看到这份报纸，沫若还把他的稿费和生活费节余用来出《救亡日报》重庆航空版，直到印刷所被毁才中断。
当时沫若和立群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名为“陪都”的重庆，白天街市繁华，夜间歌舞终宵，俨然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只有当高竿上挂起红球，发出空袭警报的时候，这才显露出些许战时的气氛。蒋介石自从将大本营迁到这里以后，更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第三厅则进一步加以钳制，不但压缩编制、裁减人员，而且紧卡经费。调整后的三厅由四个科组成：第一科掌文字宣传，科长为杜国庠;第二科掌艺术宣传，科长为洪深;第三科掌对敌宣传，科长为冯乃超;第四科掌印刷、发行以及其他总务工作，科长为何公敢。象政治部的其他几个厅一样，三厅也被安置在两路口山头上的一所中学内，以两个大教室充当全体人员的办公室，这与武汉时代的昙华林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里，三厅的活动还受到种种限制，很难再象以前那样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不过沫若并不灰心，他要重整旗鼓，领导三厅为开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宣传工作而继续努力。
陷于进退两难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其困境，已于一月初进行了内阁改组，由更加法西斯化的平沼代替了近卫文啰。这到底是表示敌人的强大，还是意味着已步入穷途末路?连日来沫若忙得不亦乐乎：六日作《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七日往青年记者学会重庆分会演讲，八日为新民报职工读书会作报告，十一日主持各国记者招待会，中心内容都是抨击日本内阁改组，指出这是“回光返照”，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持久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定将崩溃无遗”。在如此这般地对民众进行不懈的宣传教育的同时，沫若也很重视对敌宣传工作。三厅发出的传单、小册子和通行证等日文宣传品，有的就出自厅长本人之手。有一次沫若撰写的日文传单，由空军载送到东京上空散发，引起了敌国极大的震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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