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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翁植耘：《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在重庆》，1984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3辑。
眼看“一·二八”快七周年了，许多报刊的编辑都来约稿，写些什么好呢?自到重庆以来，沫若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和这儿的天气一样，每天都笼罩在雾海中，迷迷茫茫，浑浑沌沌。他与几十个同事一起坐在教室里办公，怎么也排除不了周围的干扰，连别人的呼吸都好象在刺激自己半聋的耳鼓，更不用说其他的杂音了。他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和迷濛的雾，依稀可见机场上静静停留着的一架架银灰色的飞机;他想象在山那边的绵延的前线，战火中又不知有多少伤员?我们要纪念“一·二八”，最好是当兵——对，这不是诗的题目吗，“最好是当兵”!他的思绪终于活跃起来了，赶忙拿起笔来写了几行，可是公文来了，客人来了，秘书也来通知开会了，……
其实沫若所担负的何止是三厅厅长的工作，诸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其所属电影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诗歌工作者抗敌协会、美术工作者抗敌协会等)、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市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进会等社会团体，他都负有重任。然而不管怎样忙，他总离不开自己的笔。四月九日，他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大声疾呼“提高作家的冒险性，勇敢性，拿起笔杆如同战士扛着枪杆一样地上前线去”。也许言犹未尽，十一日他又作《发挥大无畏的精神》一文，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克服怕这怕那的弱点，“要用自己的血来写，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写出这个大时代中的划时代的民族精神”。在文化战线上，他自己就是握笔猛打猛冲的战士。看到了汪精卫连篇累牍地炮制散布失败主义论调的文章，他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如刀，给予迎头痛击，把汉奸卖国贼的花言巧语戳穿了示众，原来所谓“求和，正无异于向日本投降”。
四月间，汪逆竟与平沼订立协定，纵容日寇将魔爪伸向西安、南昌等地，并甘愿策动“倒蒋反共”战争。日寇随即向蒋帮施加压力，于五月三日、四日轮番轰炸重庆，致使通衢闹市成火海，千百居民血肉横飞。未等敌机飞走，三厅人员就组织了救护队和抚慰队，奋不顾身赶往重灾区，或救死扶伤，或排除交通障碍。其中美工人员则在还冒着青烟、吐着火舌的断垣残壁上刷写标语和壁画，他们写上“看!是谁炸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打走日本强盗，才能过太平日子!”他们画的是亲眼目睹的种种惨象：母亲被炸死在地上，婴儿还趴在她胸前找奶吃……在这一片火海、血海之中，沫若在逡巡，他但愿能闭上眼睛不要看到这一切，可是又必须把眼前的惨象看得更真切，他要牢牢记住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深仇大恨：
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
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
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
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
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
他把这首题为《惨目吟》的小诗写好后，悄悄地走到床边，见立群正敞开衣襟在给刚满月的儿子汉英喂奶。他轻轻吻了一下儿子的小脑勺，然后将新作向妻子朗读了一遍，他的声音是那么沙哑、低沉，她的双眸是那么潮湿、悲愤。
这次大轰炸后，敌机常来骚扰，机关人员不得不紧急疏散，二厅第一至三科全部迁往郊区金刚坡下赖家桥三塘院子和全家院子办公，只留第四科部分人员在城内。沫若基本上驻城，不过要兼顾城乡两地，为此只好不时往返于两路口和赖家桥，平日则由杜国庠代他坐镇乡间，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这是由中共南方局决定的，为的是让沫若能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创作和社会活动。此时周恩来虽然不在重庆，但他每次从外地回来，都尽快与沫若见面并商讨工作。在恩来离渝期间，沫若有事则去南方局向董必武、王若飞等人请示汇报。
三厅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连他们编写的宣传品，都必须先送到部长办公厅审查，往往不是通不过，就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即使通过了，也迟迟不给付排、印刷，或拼命压低印数;印好后又故意拖延不发行，全都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咬。沫若每每为这类事大发其火，乃至拍桌大骂。有时他给陈诚、张厉生、贺衷寒等人挂电话质问，有时亲自出马向有关部门交涉，有时还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告状。他几次向政治部提出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务，遗憾的是均未获准。
六月的山城，夜空碧蓝如洗，重重迭迭的万家灯火与密密匝匝的灿烂群星交相辉映，沫若时常为之出神。他站在高坡上，目光随着迤逦远去的灯火，好象看到了北国弟兄们矫健的身影，唉!何必陷身反动堡垒活受罪，真想驱车北上显身手，正是：
比来人怕夕阳殷，月黑仍令梦不闲。
探照横空灯影乱，烧夷遍地弹痕斑。
相煎萁豆何犹急?已化沙虫敢后艰?
朔郡健儿身手好，驱车我欲出潼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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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有感》
然而，在国民党愈益积极反共的当时，沫若的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他只能翘首北望，却奋飞不得，为此他对立群浩叹道：“此乃无望之望也!”
由于张家花园寓所被炸，六月底沫若只得挈妇将雏暂时移居赖家桥三塘院子。乡下毕竟比城里闲适，三厅图书馆薄有储藏，正好可以多多抽些时间来阅读，有余暇时还可从事写作。三年来由于事务繁忙，致使脑子里的田园太荒芜了，到底还是读书要紧。韩退之云“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对于文艺家不失为最有益的箴言。作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勉精进，如不坚持读、写、观察、自我批判，就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自己虽说不上“嬉怠”，但长期以来忙得连读书和创作的时间都没有，还算什么作家呢?这时恰逢成都《西部文艺》主编来信请求为该刊题词，沫若便把这些话写给了他们①，是励人，亦是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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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手迹见1939年9月《西部文艺》创刊号。
三塘院子是一座地主院落，盘山绕道离市区约五十公里。三厅向屋主租了十余间作办公用房，工作人员则散住在邻近的农家，已成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领导人的鹿地亘夫妇亦借寓此地，该同盟总部就设在赖家桥与三塘院子中间。翌年，三厅部分人员集资在三塘院子后面的小丘上，面对金刚坡盖了十余间茅屋，名曰“金刚村”，绿川英子夫妇也住在这里。沫若常常走东家串西家，或作客，或讨论学术问题，偶尔也商量工作。反战同盟的成员大都是从战俘营里挑选出来的，经教育成为反法西斯战士，然后由鹿地亘和三厅人员带领上前线向日本士兵现身说法，鼓动他们起义投诚。在反战同盟战友出征之际，沫若曾亲往总部欢送，并用日语致词，说：“由于各位的勇敢的决意和出色的行动，完全证实你们和我们是全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我们大家受同一脉搏的鼓动，我们大家的血向相同的目标流动，拥护正义，争取真理，在以决死的意志完成作为先驱者的使命的这方面，我们完全是一心同体。”①在三塘院子周围，沫若一家借住的是佃农尹绍荣的两间厢房。两家人相处得非常和睦，有了好菜，沫若夫妇总要请尹家共餐，一再说：“我们是一家，你我称兄弟。”尹家有时做了河水豆花，也少不了请沫若夫妇同吃。尹绍荣的父亲六十大寿，沫若特地送了寿面、寿桃积寿糖，尹家万分感激，连声道谢：“郭厅长对我们这样好，我们不知怎么报答!”沫若爽朗地回答道：“承你们看成我，我是来避难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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