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_龚济民+方仁念【完结】(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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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翁植耘:《郭老虚心改作品》,1985年9月18日《重庆晚报》。

  ②《〈孔雀胆〉附录·〈孔雀胆〉的润色》

  纯阳洞不久前刚开张的抗建堂,因公演《棠棣之花》而门庭若市,许多观众连看三、四次,周恩来先后竟看了七次。由于该剧颂扬正义和团结起来反对强暴,因而引起广大观众联想到国民党不断搞投降分裂活动的现实,反响极为强烈。剧中插曲《湘累》,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中间流传开来,许多人都喜欢唱这首歌:

  啊,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烂了!

  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

  …………

  观众们与剧中人春姑怀着同样的心情,盼望“为知己者死”的壮士聂政早日归还。

  一九四一年是重庆最阴暗的岁月,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使沉寂的山城又开始活跃起来。一天晚上,恩来约了沫若和另外几位亲近的朋友,到他的寓所曾家岩五十号便饭畅谈,大家都为这次祝寿活动的成功笑逐颜开。饭后,恩来请张颖唱《湘累》助兴,悦耳的歌声启示沫若重温了朋友们的美好赠言和祝愿:“事业百年刚及半,无涯宝藏待君开”(马衡);“他年驱逐倭奴后,濯足扶桑共举卮”(董必武)。是的,当此第二青春开始之际,“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他又想起前不久在反战同盟的一次集会上讲过的话:“自己到五十岁了。自己还得要向那荆棘的路上走去。郭沫若的名字和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成绩都不要,只是一个人,为革命干下去。不管我活着的时候革命是否成功,我要一直干到死为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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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月16日《新华日报》。

  郭沫若传--第十三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第十三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三十七

  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共高潮,殃及四十年代初期的重庆,文网密布,特务横行。郭沫若、阳翰笙、石凌鹤等人的一百六十余种剧作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和上演;他们外出,后面往往有特务盯梢。一天,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从外面走回家,路上发现有两个特务在跟踪,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两个特务面面相觑,见沫若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只得接过书来,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①沫若刚跨进门,就戏谑地对立群说:“今天多亏两位‘义务随从’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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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杨铭庆:《郭老二三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9月版《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在天官府四号和七号的周围,国民党反动派也布置了不少特务在严密监视。四号对面的一间屋子便是他们的一个特工据点,这个屋子的窗口恰好面对沫若的窗口,成天有人在窥察郭家的动静。每当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来到郭家或文化工作委员会时,不但周围的特务们要全体出动,而且从通远门到天官府这一带的保甲长也得紧急动员。有趣的是,在郭家的二楼住着的重庆卫戍司令部通讯营营长李奈西,竟是地下共产党员,当时与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保持着联系。他本是国民党授意监视郭沫若的,可是实际上却一直在暗中保护郭沫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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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62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普天皆冰雪,依旧要开花。”①不管环境怎样恶劣,斗争总得进行,不过形式更需要灵活、巧妙。既然上演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难于通过,那么不妨演出历史剧,《棠棣之花》上演的成功,可以说为话剧开创了一条新路。沫若五十寿辰之后的短短两个月内,这出戏应各界要求竟三度公演,“上座之盛打破任何演出之记录”,连演了四五十场,居然还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剧团不得不在《新华日报》上“敬向连日向隅者道歉”,并“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周恩来抓住这一大好时机,领导戏剧工作者对《棠棣之花》和历史剧创作问题开展讨论,并建议《新华日报》出专刊,他亲笔题了刊名《〈棠棣之花〉剧评》。沫若自己也总结了创作经验,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说:

  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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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题画翎毛花卉三首(二)》

  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愈难于考证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

  这个宝贵的经验,后来被许多戏剧工作者当作历史剧创作的原则。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沫若的创作热情,也有力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话剧工作者。当该剧于一九四一年底第二次公演的时候,演员江村等人怂恿沫若以屈原的事迹为题材再写一个剧本,这可真是正中下怀,他慨然允诺。消息不胫而走,一九四二年元旦,报章上就已预告“今年将有《汉姆雷特》和《奥赛罗》型的史剧出现”。

  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沫若开始动笔,每天不管社交、会务、应酬活动多么忙,他都要挤出时间写《屈原》。恩来知道了,特地登门看望,并一同讨论创作中的问题,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①沫若会心地微笑着,他在想:屈原的悲剧是一个时代悲剧,今天尽管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类似的悲剧依然还在重演,眼前就不乏这样的事例,大大小小不知有多少呵: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驰骋江南抵抗日寇有功的新四军,竟被所谓国军围剿,……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决计“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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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黄中模:《雷电的光辉》,《红岩》1979年第1期。

  “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亦无别种意外之障碍。提笔写去,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此种现象为历来所未有。……真是愉快。”①由于写得过猛,连一枝新的头号派克笔都被劚断了。他一边写,一边把原稿送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去刻蜡纸油印,往往刻蜡纸的人远远赶不上他的写作速度。整个写作过程完全突破了原先的构思,没有依据一定的步骤,各幕及许多情节差不多都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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