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声不响。我每逢听到神圣、光荣、牺牲等字眼和徒劳这一说法，总觉得局促不安。这些字眼我们早已听过，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站在听觉达
不到的地方听，只听到一些大声喊出来的字眼;况且，我们也读过这些字眼，从人们贴在层层旧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读到过。但是到了现在，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事，而那些所谓光荣的事，并没有什么光荣，而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有许多字眼我现在再也听不进去，到末了，只有地名还保持着尊严。还有某些数字和某些日期也是如此，只有这一些和地名你讲起来才有意义。抽象的名词，像光荣、荣誉、勇敢或神圣，倘若跟具体的名称——例如村庄的名称、路的号数、河名、部队的番号和重大日期等等——放在一起，就简直令人厌恶。吉诺是个爱国者，所以有时他讲的话叫我们彼此之间产生隔阂，但是他人很不错，我也了解他是个爱国者。他生下来就是爱国的。后来他同柏图齐赶着原车回哥里察去了。
那天整天暴风雨。风刮着雨，到处积水，到处泥泞。那些被毁的房屋上的灰泥又灰又湿。快近薄暮时，雨停了，我从第二急救站那儿，望见赤裸而湿淋淋的秋天的原野，山峰顶上有云，路上的席屏湿淋淋地滴着水。太阳在沉落前又露了一次面，映照着山脊后边的光秃的树林。山脊上的树林里，奥军有许多大炮，不过开炮的倒是没有几门。我看着前线附近一幢毁坏的农舍上空突然出现的一团团榴霰弹的烟，轻柔的烟团，中央出现黄白色的闪光。你看见了闪光，然后才听见炮声，看见那个烟团在风中变形而变得稀薄。村屋的瓦砾堆中有许多榴霰弹中的铁弹，急救站那幢破屋子旁边的路上也有，但是那天下午敌人并没向急救站的附近打炮。我们装了两车伤员，在淋湿的席屏遮掩好的路上开着走，残照的余辉从条条席子的空隙中射进来。我们还没走到山后那段露天的路上，太阳下去了。我们在没遮掩的路上朝前驶，正当车子转个弯，由敞开的郊野驶进搭有席子的方形甬道时，雨又下了。
夜里起了风，到清早三时，正当大雨倾盆直泻的当儿，敌军发炮轰击，克罗地业部队穿越山上的草场和一片片的树林，冲到前线来。他们冒着雨在黑暗中混打一阵，由第二线一批惊慌的士兵发动反攻，才把敌人赶了回去。在雨中开了许多炮，放了许多火箭，全线都响起了机枪声和步枪声。他们没有再来攻，前线比较沉寂了，在一阵阵风雨中，我们听得见北面远远地有猛烈的炮轰声。
伤员到救护站来了，有的由人用担架抬来，有的自己走，有的由人家背着越过田野而来。他们全身湿透，都吓得要命。我们把担架上的伤员由急救站的地下室抬上来，装满了两部救护车，当我伸手关上第二部车的车门时，我发觉打在脸上的雨已变成雪了。雪花在雨中又猛又快地落下来。
天亮时还在刮狂风，雪倒停了。掉在湿地上的雪已融化，而现在又下起雨来了。天刚亮，敌人又发动一次进攻，但是没有得逞。那天我们整天等待敌人来攻，一直等到太阳下山。在南面，那条有树林的长山岭底下，奥军的大炮集中在那里，又开始炮轰了。我们也等待他们的炮轰，但是并没有来。
天黑下来了。村子后边田野上的大炮开起来了，听见炮弹从我们这边往外开，心里倒很舒服。
我们听说敌人进攻南边已失败了。那天夜里他们不再进攻，但是我们又听说，他们在北边突破了我们的阵地。夜里有人传话来叫大家准备撤退。这消息是急救站那个上尉告诉我的。他的消息是从旅部听来的。过了一会儿，他接到电话，说方才的消息是小广播。旅部奉令坚守培恩西柴这条战线，不顾任何变化。我问起关于突破的消息，他说他在旅部听说，奥军突破了第二十七军团阵地，直逼卡波雷多。北边整天有大恶战。
“倘若那批龟儿子真的让他们突破的话，我们就成为瓮中之鳖了，”他说。“进攻的是德国部队，”一位军医说。一提起德国人，大家谈虎变色。我们不想跟德国人打交道。
“一共有十五师德军，”军医说。“他们已经突破过来，我们就要给切断了。”
“在旅部，他们说这条战线非守住不可。他们说，敌人的突破还不太厉害，我们要守住从马焦莱峰一直横穿山区的新阵地。”
“他们这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
“从师部。”
“叫我们撤退的就是师部来的命令嘛。”
“我们是直属军团的，”我说。“但是在这儿，我受你的指挥。自然，你什么时候叫我走我就走。但是命令是退还是守，总得弄个清楚。”“命令是留守这地方。你把伤员从这儿运到后送站。”
“有时候我们还把伤员从后送站运到野战医院，”我说。“告诉我，我没见识过撤退——要是果真撤退，这些伤员怎么撤退法呢?”
“没法把伤员全部运走。能运多少就运多少，其余的只好撂下。”“那么车子装什么呢?”
“医院设备。”
“好的，”我说。
第二天夜里，撤退开始了。我们听说德军和奥军突破了北面的阵地，现在正沿着山谷直冲下来，向西维特尔和乌迪内挺进。撤退倒很有秩序，士兵们身上淋湿，心里愠悻。夜里，我们开着车子在拥挤的路上慢慢地走，越过了冒雨撤离前线的部队、大炮、马儿拖着的车子、骡子和卡车。并不比进兵时更混乱一点。
那天夜里，我们帮助那些野战医院撤退——野战医院就设在高原上那些毁坏最少的村庄里——把伤员运到河床边的普拉伐;第二天一整天，又是冒着雨协助撤退普拉伐的医院和后送站。那天雨下个不停，培恩西柴的部队冒着十月里的秋雨，撤出了高原，渡过了河，经过了那年春天开始打胜仗的地方。第二天中午，我们到了哥里察。雨停了，城里几乎全空了。我们车子开上街时，碰见那个专门招待士兵的窑子正在把姐儿们装进一部卡车。姐儿一共有七个，都戴着帽子，披着外衣，手里提着小提包。其中有两个在哭。有一个对我们笑笑，还伸出舌头来上下播弄。她长着厚嘴唇和黑眼睛。我停住车，跑过去找那管姐儿的说话。军官窑子的姐儿们当天一早就走了，她说。她们上哪儿去了?到科内利阿诺去了，她说。卡车开动了。那个厚嘴唇的姐儿又对着我们伸出舌头来。管姐儿的挥挥手。那两个姐儿仍旧在哭。其余的则饶有兴趣地望着车外的城镇。我回到了车上。“我们应当跟她们一同走，”
博内罗说。“这样，旅行一定挺有意思。”“我们的旅行会是愉快的，”我说。
“恐怕是要大吃苦头的吧。”
“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顺着车道开到别墅前。
“要是碰上有些硬汉爬上车去逼她们硬搞起来，我倒想看看热闹。”“你看有人会这么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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