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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京留学与反袁斗争 1913年7月，李大钊经过6年的苦读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6年的学习 生活，对李大钊颇为不易。该校规定，仅膳费一项，每月即需5元，并保证 不拖欠。李大钊 “既无兄弟，又鲜伯叔，唯有赖其亲父母哺育成长。”李大 钊考入永平府中学不久，祖父李如珍老人即已去世。他在北洋法政学校6年， 均系自费。李大钊回忆说： “我家贫，只有藻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内人 妻子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毕业。” 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毕业，对他个人与家庭都是件大事。该校本是培 养官吏的场所，他本人又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的学问才能，早已引起当时 政界的要人孙洪伊、汤化龙的器重赏识。因此，他进入仕途、谋取相当职位、 营造个人安乐窝，当属不成问题。但是，李大钊决然地舍弃了这种选择。他 深深感到已有知识用于报国救国还很不足，需要继续对一系列的迫切问题进 行研究探讨。于是，决意出国留学，到日本去 “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 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以回国造福祖国人民。1914年初，李 大钊在孙洪伊、汤化龙的资助下到达东京;同年9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 经济学科。 早稻田大学建校于1882年 (明治15年)，系一所私立学校。倡建者为 大隈重信，他曾两次出任日本外相和首相。在1914至1916年任首相期间， 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该校旧称东京专门学校， 于1902年 (明治35年)9月改名为早稻田大学。20世纪初，中国兴起出国 留学热潮，从 1901至1906年的五、六年中，到日本留学的学生近万人，“实 为任何时期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而早稻田大学在其中则处于一个重要的位 置。该校于1905年专门设立了清国留学生部，在其章程中说：“学问天下公 器，非一国一人可私。况清国疆域相邻，人种相同，其学术我尝受之矣，其 文字我仍用之矣，固宜以我有余补其不足，是所以报旧德而赞文化。”应该 说，其态度是积极的。中国留学生进入该校，1905年 762人，1907年 850 人，1908年494人。4年当中，合计数达2006个。这个数字，应当说是相当 不小的。 早稻田大学，对于中国的政界和法政教育，有着重要影响，正如曾被袁 世凯聘为顾问的该校教授有贺长雄所说： “现时居中华民国之要津而号称有 为之士者，昔尝籍于日本，学宪法及国法于早稻田学园者，居大多数。”李 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使该校中国留学生名册中，继廖仲恺、宋教仁、张继 这些重要人物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光辉名字。 早稻田大学对学生的入学、教学与管理，都有一套严格要求。该校学籍 档案记载，李大钊于大正3年 (即1914年)9月8日入学，为大学部政治经 济学科一学年的学生，修业至大正4年7月5日，大正5年 (1916年)2月 2日退学，其原因是“长期缺席除名”。按此档案记载，李大钊正规的学习 时间仅为一个学年。从第二学年开始即从1915年下半年起，李大钊即长期缺 课，直至1916年2月退学。 据其他有关材料说明，李大钊其实从第一学年的下学期开始，即从1915 年初开始，就已不能完全集中力量静心学习。因为，这时已经发生日本政府 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问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兴起了强烈 反抗浪潮。李大钊正在此中，奔走呼号，担负着重要责任。到 1915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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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面目更日益暴露，留学生中进而又掀起反袁运动， 以声援支持国内的反袁斗争。李大钊自然更无暇顾及个人的上课，直至1916 年5月奉召回国。李大钊在日本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其中约有一半的时间是 在学生爱国运动与革命斗争中度过的。 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是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 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的，并请保守秘密。1月20日，日置益又向中国外交 部正式致送这一要求的文件。2月2日，中日政府就“二十一条”进行会谈， 2月11日，北京英国记者端纳将“二十一条”原件发表，引起海内外震动。 就在同一天，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即举行了反对 “二十一条”的大会。2月21 日，辛亥革命后已经停止活动数年了的中国留日学生总会重行建立，由评议 部和干事长推荐，李大钊被聘请为文事委员会委员。经过推选，当选为编辑 部主任，主要负责留日学生总会的撰著及刊行书报等。1916年5月在东京出 版的 《民彝》杂志，也就是由李大钊负责主编的。 在反对 “二十一条”斗争中，李大钊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和《国民 之薪胆》。这两者都是由李大钊代表留日学生总会撰写，在日本和到国内进 行散发。前者，写于2月11日中国留学生大会之前，当时中日交涉正在进行; 后者，写于1915年6月，即中日交涉已经结束，中国政府在日本5月7日的 最后通牒面前屈服，5月25日条约正式签字。所以，该文写明是《国耻纪念 录》。 李大钊这两篇文章，是用民族的血泪写成的，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李大钊表示无比的痛恨，而对于自己的民族和祖 国，则表示无限的热爱，充满赤子之诚，表示 “愿为国死”，为祖国的独立 和尊严，不惜 “出其丹心碧血”。两篇文章，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揭露日本 侵略者的罪行，即李大钊所说的 “对日关系之痛史”。其中既有历史的，也 有当前的，即甲午 (中日战争)、甲辰(日俄战争)、甲寅(借口对日宣战 侵占山东)三事。李大钊认为： “三甲纪念，实吾民没齿不忘者也。”中国 人 “宜镌骨铭心，记其深仇大辱。”特别是对于“甲寅”，即“二十一条”， 更宜 “共未来之薪胆”。 李大钊热爱祖国、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思想，蕴蓄已久。他在去国前回故 乡期间，在昌黎火车站即见到日本驻军借故寻衅，当场打死我国路警5人的 暴行。李大钊当时即立下不共戴天之誓。他说： “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 昂头阔步于中国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大，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 仇纪念地。山盟海誓：原中华健儿，勿忘此弥天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 有如碣石。”在赴日本途中，曾航经甲午中日海战之处，李大钊更是心潮澎 湃、愤激万分。他说： “曩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 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涛哀咽，海水东 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到东京以后，李大钊 “适游就馆”， 也就是参观日本陈列战利品的纪念馆，这对李大钊更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他 说： “见其陈列虏夺之物，若不标明志由，夸为国荣。”李大钊悲愤地说： “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 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李大钊正因为有这样深厚诚挚的爱国之情，所以 才在日本侵略面前，表现出义无返顾、破釜沉舟、与国共存亡的决心。 在反对 “二十一条”斗争中，李大钊文章的主要矛头是对着日本侵略者 的，而并不是对着袁世凯政府。在外国侵略者压力面前，李大钊是主张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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