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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也就是主张拥袁抗日，促袁抗日，一致对外，而 不是反袁抗日，倒袁抗日。他文章中说： “吾国民应以敏锐之眼光，沉毅之 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他同时也警告政府， “无权以命我国民屈 顺于敌”;袁政府如 “不愿为亡国之政府，则宜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 之失，速与天下更始。”但是，事实证明，袁世凯不但没有觉悟，与民更始， 反而更加紧复辟帝制。李大钊从严酷的事实中，终于认清了袁世凯反动的真 面目。1915年下半年开始，李大钊又勇敢地站到了反袁斗争最前列。 1916年1月，李大钊从日本回上海策划反袁斗争，在太平洋舟中写下一 首古体诗，以表明他斗争的情怀与意志。诗中写道： “浩淼水东流，客心空 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采旗， 自兹少颜色。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诗最 后说：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李大钊在 诗中明确有地称袁世凯是 “一夫窃国”，是必须征讨的“逆贼”，而且时机 已成熟，决不可迟疑。从诗中，还看到李大钊那种一往无前，不畏荆棘，匡 时努力的英雄气概。李大钊这次上海之行，未得预期成果，不久返回日本。 李大钊回到日本后，积极参与筹划组织留日学生总会召开的两次大会。 第一次是1916年4月2日，召开为反袁而殉国死难的烈士的追祭大会，同时 筹商声援民军计划，当场还发动捐款。参加大会的不仅有留学生，而且有侨 商各界。大会发表通电，致北京、上海的各报馆与各界，令袁世凯立即退位。 第二次大会是1916年5月7日召开的，是为了国耻纪念。会上回顾了一年前 日本为“二十一条”对华发出最后通牒而中国政府终于屈服之耻，并且反对 中国驻日使馆私设管理留学事务所以控制学生，尤其反对使馆还聘日本人作 为理事。两次大会，都发表了 《对友邦宣告书》，声明自己的活动方针与政 治主张;并发动捐款，会后即寄往国内正在浴血奋战的护国军与民军的前线。 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还担任 《民彝》的主编，并亲自撰写一篇重要文 章—— 《民彝与政治》。文章深刻系统地批判袁世凯的复辟罪行，批判他英 雄史观——历史唯心主义，封建禁欲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同时，进一步深 入阐明革命民主主义。李大钊这种批判，代表着当时反袁的最高理论水平。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李大钊东京留学，在课业的学习上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课堂以外 的学习上却取得很大收获。由于课外活动的影响，第一学年11科的成绩平均 分数66.9分，排列第40名，列为丙等。但从课外的成绩来看，李大钊的收 获就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 在两年多时间里，李大钊写作并发表9篇论文，共约10万字。除上述三 篇外，还有 《风俗》、《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国情》、《厌世心与自觉 心》、 《青春》等。这些文字，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都不是考 试分数所能衡量的。在 《风俗》一文中，主要是对袁世凯进行道德批判。袁 世凯也曾痛心疾首，说社会风气不好，但究其原因，他却认为是下面搞坏的。 李大钊看法相反，认为道德人心之所以败坏，首先是上面搞坏的，是 “执政 之人”搞坏的。 “施其暴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逞其杀也。盈廷皆争权 攘利之杰，承颜尽寡廉鲜耻之客。钩心斗角，诈变机谲。” “与人以术不以 诚，取士以才不以德。不仁不孝，乃受崇奖;有气有节，则遭摈斥。意向既 示，靡然向风，少年不以学问为本，士夫但以势利为荣。谗谄面谀，青蝇惑 耳;直言谠论，寒蝉销声。”袁世凯为首的政治中枢到了这一地步，道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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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当然陷于败坏。李大钊号召爱国有志之士，我尽我责，以挽救社会风气。 《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主要批判袁世凯的极端专制主义，号召人民自 觉其固有之权威，形成自己的对抗力，使极端主义不能得逞。在 《国情》中， 主要批判袁世凯的客卿们以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 “国情”为由，从而主张实 行封建专制的论谬。由此可见，李大钊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是批判袁世凯 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正是通过这些批判，使李大钊在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迅 速成长，成为当时著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成为留学生中的重要理论家和革 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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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 由于反袁斗争的形势发展，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结束了两年多的留 学生活，回到上海，寓于孙洪伊处。 孙洪伊、汤化龙让李大钊提前回国，主要是为迎接反袁斗争胜利后的新 形势。袁世凯的败亡，当时看来，已成定局。问题是袁世凯败亡之后，中国 如何发展。在反袁斗争中，以梁启超、蔡锷为代表的一派势力，起到很大作 用，并得到很大发展;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一派势力，也得到一定的恢 复和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复辟帝制，从而捞到政治资本，并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其后，则分别形成皖系与直系两大军阀势力。袁世凯以复群封建帝制而遭到 失败，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怒骂与批判，这本身就表明民主主义思潮的深 入人心与强大力量，从而，也更有利于民主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与高扬。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6月9日，孙中山致电继任总统的黎元 洪，请恢复袁氏所废的约法，尊重国会，摒除一切僭制妄作。6月29日，黎 元洪申令，仍遵行民国 《临时约法》，并定于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7月 12日，废止袁氏为加强独裁统治所炮制的《惩办国贼条例》及《附乱自首特 赦令》，庄严宣布：所有本年7月2日以前因政治犯罪被拘禁者一律释放， 其通缉各案，亦一律撤销。7月16日，又废除了袁世凯进行思想文化统治， 扼杀舆论的那个 《报纸条例》。这样，就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使袁世 凯统治下造成的政治迫害，全都得到了解放，并彻底废除了他那反动统治工 具——一系列的法律。这样，使中国的政治形势，一时发生重大的变化，使 人民产生一种信心与乐观。李大钊在 《北京之回春》、《元宵痛史》中，反 映了这种变化和气氛。他说： “他且不论，即就新年之景象而言，据久居北 京者云： ‘今岁与去年已大不相同，去年则人怀戒惧，今年则共庆升平。以 昔视今，苦乐悬绝。’此是以见专制之害恶，共和之幸福矣。”“洪宪劫后， 吾人尚有此新纪元，抚今思昔，感慨何如矣。” 李大钊当时的乐观自信，还表现在他主持的 《晨钟报》上，表现在他一 些著名论文中。这就是 《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与《青春》。 《晨钟报》是梁启超、汤化龙所办的一张大报，刚回国的李大钊被任为 编辑部主任。 《晨钟之使命》，实际是该报的发刊词，并明确提出，它的使 命是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他说： “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 孕;旧稘 (qī，同 “期”，一周年)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 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 ‘晨钟’， 斯与我愤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 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晨钟之使命》，对于中华一切 事物的观察，分为两个方面，即白首的、衰老的、陈旧的、腐朽的和青春的、 朝气的、新生的、向上的。李大钊认为，新的中华创造，就是上述两方面斗 争和交替的过程，而在当时，恰恰还是前者占据着主要地位，所以使中华民 族暮气沉沉，死水一潭，缺少生气和活力。但是，由于反袁斗争的胜利，青 春中华的创造，已经有新希望。李大钊这篇文章，既反映着对于中国国情的 深刻理性认识，又反映着当时人们的一种乐观自信。它标志着中国在向现代 化前进过程中，青年新觉醒的时代已经到来，标志着人们的爱国思想正在发 生一种新的质的飞跃，与那种封建的、盲目的、拒新守旧的所谓爱国思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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