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_南怀瑾【完结】(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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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孟子这种教化的方式,联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众所周知,两千多年以来,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儒家思想的中心。但是几千年来,儒家在推行王道政治,发挥仁道精神的作为上,虽然秉持着师道的原则,但事实上,始终是走臣道的路线。换言之,是“依草附木”式的,依靠一个既成的力量借以推行王道的理想。尽管儒家标榜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历代帝王的盛德,可是他们本身所走的路线,都是依据既成的力量,推行他们的理想;依附别人的门户,并没有自己去走出一条路来,或自己起而行之,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简要而切实地说,儒家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为尧,为舜,也没有这样做过,他们只是希望已经在位的帝王,能够变成尧,变成舜,因此影响到后世两干年来的儒家思想,永远是走臣道的路线,只希望做到“致君尧舜”,使在位的帝王,能够像尧舜一样,施行仁政。

  可是,“致君尧舜”又谈何容易!自秦汉以后,历代的帝王,在基本素质上,他们不但并非尧舜的根株,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正如杜甫《过昭陵》诗说:“草昧英雄起,诓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这一首五言绝句,短短的二十个字,对于历史哲学的感慨,既含蓄又坦率,直言无隐,和司马迁写《史记》的哲学观点,完全一样,只要懂得古诗写作原则,了解所谓温柔敦厚的含蓄艺术,便可透过他每一句的字面,明了他所说的深邃含义。

  第一句“草昧英雄起”,一开头就说明生当乱世时期,英雄都起于草泽之中,成王败寇,很难论断,到了成功以后,便四海沤歌赞颂,认为是天命有归,历数更代,成为不可置疑的真命天子。事实上,他们无非都起于风尘之中,犹如汉高祖,手提三尺剑,斩白蛇而起家。到了以戎衣而平定群雄之后,江山社稷便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了。他由唐太宗的开基创业,而联想到汉高祖等历代帝王,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出来的。

  便“乃翁天下”虽在马上得之,当然不能在马上治之。于是乎才轮到了后世标榜儒家的读书人们,来坐而论道,大谈其治平之学,与孔孟之道了。事实上,那些天子的禀赋,既非尧舜的本质,要想“致君尧舜”,岂非痴人说梦。历史上虽然也出过极少数几个比较好的皇帝,到底距离孔孟所标榜的先王之道,相差太远。可怜的后世儒生们,在文章上拼命讲述“致君尧舜”,而事实上每下愈况,都只是希望自己考取功名以后,“致身富贵”而已。

  像孟子一样,极尽所能诱导齐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何况既非孔孟之才,又非孔孟之圣,哪有可能?此所以我们过去的文化历史,始终在帝王专制政体中,“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一个模式之下,度过了两千多年。也使孔孟的道统精神,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体之下,绵延存续了两千多年。

  以前我在读《孟子》的时候,也曾为古圣先贤们发出同情的一叹,写了一首不成才的诗:“千秋礼乐论兴亡,儒墨家家争辩忙。尧舜不来周孔远,古今人事莽仓仓。”我说是不成才的诗,那是老实话,绝不是自谦。

  在文艺与哲学相凝结的唐诗里,前有杜甫《过昭陵》的五言绝句,后有唐彦谦《过长陵》的一首七言绝句,都是很好的历史哲学写照,而且很典型地具有温柔敦厚的诗人风格。他的诗说:“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

  第一句“耳闻明主提三尺”,是说由历史得知,凡是开国的君主帝王,大都以武功而得天下。这一句和杜甫诗的涵义一样。第二句“眼见愚民盗一杯”,其典故出在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说“愚民有盗长陵一杯土即斩首”的法令,此处影射历史上成王(夺得天下即为天子)败寇(侵犯帝陵即便杀头)的人生悲剧。下面两句,也便是我们常有的感慨,自孔孟以来,后世的读书人——儒家们,虽然满腹诗书,究竟有何用?比较有成就的,也只是引经据典,成为第一流的帮闲而已。等而下之,差一点的,一辈子死于头巾之下,谈今论古,满腹酸腐味道,也就是汉高祖——刘邦口头常常爱骂的“竖儒”或“鲰生”、“腐儒”之类,等于近代常用的“酸秀才”、“书呆子”,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唐彦谦在他后两句诗里便感慨地说,最可怜的是像我们这些念书的,生逢乱世,“千古腐儒骑瘦马”,只有一副穷酸落魄的样子,在那夕阳古道,经过汉王帝寝的灞陵之下,回头望望,发思古之幽情,作一副无可奈何的穷酸样,所谓“灞陵斜日重回头”而已。

  在宋人笔记上记载着一则故事更有趣。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经过一道城门,抬头一看,城门上写着“某某之门”四个字,他便问旁边的侍从秘书说,城门上写着某某门便好了,为什么要加一个“之”字呢?那个秘书说“之”字是语助词。赵匡胤听了就说,这些“之乎也者”又助得了什么事啊!

  讲到这里,同时要注意中国文化的诗和哲学等等,都有我们民族传统的特性,必须具有温柔敦厚的内涵,才算是忠厚之德,不然,就都流于轻薄。中国人喜欢作诗,无论是古诗或今诗——白话诗,反正大家先天秉性就有诗人的才情,这也是我们民族的特殊气质之一。但是有才华,还必需要经过力学的锻炼才好。比如诗圣杜甫,或者较有名的历代诗人们的好诗,都有这种风格。刚才所举杜甫、唐彦谦两首和历史哲学有关的诗,的确是涵养深厚,使人读了虽然有感于怀,却不致愤世嫉俗。

  相反地,有同样的思想,但一下笔、一出口,便具有煽动性,容易引起叛乱意识,犹如《水浒传》上梁山泊式的诗,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那便是前面所讲元朝人作的那首:“中原莫遣生强盗”的诗,你能说这首诗作得不好吗?看来浅显明白,而且直截了当便表白了对历史哲学的看法,哀伤感叹、悲天们人的文学心理,都兼而有之,但它在文学的价值上,就不足为训,不足为法,到底是缺乏文化熏陶的根基。前两首与此有同样的意义,但用不同的文字修养来表达,便合于中国文化“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的标准了。前面提过近代诗人易实甫先生的“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那就对了,这也是文化与教育最要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诸位年轻的同学们,如果去当老师,培养后一代,那就更要注意了。像我现在讲《孟子》,讲《论语》,故意用轻松的办法,嬉笑怒骂,来引起大家对固有民族文化思想的注意,只能偶而一用,到底有流于轻率之嫌,不足为训。所以我始终说自己这些讲解,虽然用心良苦,但却不入正途的。大家千万注意这一点,有的人用来可以改邪归正,但同样的方法,被别人用偏差了,说不定会改正归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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