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_余秋雨【完结】(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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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车部长说,“自从清查以来,我这儿收到揭发他们‘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么年纪了,见一个要一个!我昨天还收到一份揭发,说那个作家骗女孩子,光自己标点符号的稿费就够经常请客吃饭的了。你听听,把写作当作‘搞腐化’的资本了……”

  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当时,这三个字就是借指淫乱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干部处分决定上也这么写,直到很晚才被诸如“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提法所代替。

  其实在民间,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连“正当”的关系也算。我曾看到一个中年人的有趣回忆,当年他与未婚妻谈恋爱,一度手脚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记之后!”

  今天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当然是指非正当的。他的由衷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清查运动实实在在有点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仅从政治节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总体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体啊。

  他找我倾诉,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愿意听,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说:“车部长,其实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也是被迫无奈。因此说来说去,还是要算‘文革’的这笔总账。清查的大方向,应该……”

  车部长知道我会说什么,立即把话插了上来 :“今天不谈这个了吧。”

  但我还是很不识相地加了一句 :“说真的,据我的观察,清查这样搞下去,有点近似于瞎子摸象!”

  “什么?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说的这个成语为什么会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为他后来在几次报告中都反复提到:“有人说,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请问,谁是瞎子?谁是象?”我甚至感到,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断友谊的关键所在。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拿起墙角的热水瓶,给我的茶杯加水,又给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说话。

  他从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来,又恢复了部长的尊严。过了好一会儿,他用冷静的口气说 :“‘文革’再有问题,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没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对周总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与‘四人帮’牵连的人。”

  按照语言逻辑,我本想说,这里所说的“反对”、“言行”和“牵连”都太宽泛,缺少限定。作为政策实施,至少要举例说明。但看他的脸色,我没有说。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

  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 :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号,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回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钟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由于从那封集体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离的方式出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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