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_余秋雨【完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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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才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专案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忧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合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余秋雨《借我一生》

  隐秘的河湾(三)

  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手推给我一张纸条: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

  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他的这种态度,与他平时的一系列言论直接有关,我建议进行严肃的教育。

  纸条下端,有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的笔端写出那三个字。

  当时,冯岗先生像是不经意地点了点那个署名,又用手指弹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几个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的时候。

  冯岗先生说:“骄傲很害人。军人作报告,知识分子中途离场,能不发火?你是两项揭发并发,才出了问题。 ”

  这下我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还记得,听报告时我右边坐着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陈先生,不知怎么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启新的年轻人一起把他扶了出来,本来要送医院,陈先生说这是老毛病,家里有止血药,我们两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换了两路公共汽车才到他家,赶不回来听报告了。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写纸条的人就在边上,完全知道我们为什么中途离场。

  由此,我也大致推测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我对冯岗先生说:“你终究会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冯岗先生平静地答道:“你几岁?我几岁?”

  当时的我,不怕受难,只怕受气。

  不像现在,连受气也不怕了,甚至连气也不受了。

  那天从冯岗先生的办公室里出来,我显然是气坏了,满眼都是一个镶着已经发出铜绿的金牙齿的似笑非笑的瘦削面影。

  他沉默寡言,满脸老实相。你如果拿着他写的那一叠揭发材料去责问他,他一定先表白是“响应党的号召”,没有个人恩怨;然后再谦虚地声明自己很可能听错、记错,诚恳欢迎被揭发者指正。最后,他希望你也能揭发他,大家一起正视历史,轻装上阵。

  听起来句句有理,但正是这样的平淡言词,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无数血泊荒坟。

  人一被气愤所裹卷,就很难注意周围的一切,我突然发现,已到家了。是怎么上车、下车、买票、换车的呢?竟全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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