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_余秋雨【完结】(37)

阅读记录

  但我还是说了下去:“一九六八年我下乡前到隔离室与爸爸告别,爸爸就穿了这套衣服,人也像现在那么清瘦,这也三十多年了……”

  我这一说,爸爸和妈妈像突遭雷击一般,刹那间成了泥塑木雕。

  爸爸终于回过神来了,低头看了看这套旧制服,自言自语地问:“是这一套?”

  我面对穿了这身旧制服的爸爸,压抑不住要说一句话,这是几十年前面对这身制服时该说而没有说的。我说:“爸爸,你很了不起,面对暴力,强硬不屈。”

  爸爸眼中又出现了我们过去见过的神采,但很快又黯下来了,他轻声说了一句:“我这种态度苦了你们,苦了全家。”

  “没有!”我说,“你和叔叔带了头,我们也跟着一路强硬下去,反而简单了。”

  我与爸爸常常见面,但与这套制服的最后一次见面却隔了整整三十四年。那次站在这套制服前的我强硬到什么程度,本已淡忘,不久前却被胡锡涛先生的那篇回忆文章重新搅起。现在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了,一个立即要以自己的体力劳动养活八口之家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在下乡前的极度卑微、极度饥饿中,坚持最后一分钟的学术立场,读完最后几页英语经典?

  这真是二十二岁的我?

  “你下乡前一天到隔离室来看我,手里还拿着一小束白花。”爸爸说。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着那束花对你说,不能给打倒对象献花。你说,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献给叔叔的。”

  这下我想起来了,说:“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墓。当时觉得路很远,要换公共汽车,中间在虹桥路上等了很久,冷得缩肩跺脚,就是现在上海市中级法院那里……”

  “中级法院搬到那里去了?”爸爸问,“我做人民陪审员的时候,中级法院在福州路外滩。”

  他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家里谁也没有见过他在法院当陪审员的样子,只记得他穿着这套制服做“被审员”。不是被法院审,“文革”时期没有正规法院。他的法院在外滩,那简直是一个太远的梦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爸爸垂着眼,但制服看着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图像。两个血性汉子,两个余家长辈,一头是隔离室,一头是墓地,我站在中间,寒风刺骨,手上拿着一小束白花。

  现在,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灾难能避免吗?

  爸爸对此历来悲观。

  我比他好奇。为什么法院恰恰造在隔离室和墓地中间?为什么正好出现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缩肩跺脚的地方?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励我,到法院起诉诽谤者。理由是:任他们猖狂,天理难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对起诉。理由是:让他们出名,何苦来着。

  我一直没有起诉,理由却与爸爸有关。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却原谅了迫害他的造反派头头。这事比我在做院长期间为造反派学生解脱困难多了,因为被爸爸原谅

  的,是整整威胁了我们全家十年之久的狰狞脸谱。

  爸爸原谅造反派头头这件事,我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过。根据当时发表的记录,我是这样说的──

  ……父亲在“文革”十年中受尽苦难,多次都想自杀,真可谓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恶的造反派,有关人员多次询问父亲,“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不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年幼无知,响应号召罢了。我如果不被关押,可能也很积极。”

  他的这种态度使我很生气,几次盘问,他都不讲。我想起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曾去求过一个造反派,便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说:“问这个干什么?他那次不是让我们见面了吗?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记了。”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的信。信中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但每次读我的书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他是“文革”中斗争我父亲的造反派头头,给我们家带来过不小的灾难。他说他见过我,还记得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的可怜样子。信后,是他一笔一画的签名。

  我犹豫再三,终于把他的来信、他的名字告诉父亲。父亲根本没忘,听我一说,失神地想了一会儿,立即回过神来问:“他怎么到甘肃去工作了呢?那儿离上海太远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这时我看看苍老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报来延续灾难。他一再说忘了,是想让他的儿子们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宁静。

  于是,我在宁静中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在众多的读者中拥有了一位甘肃高原的读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台中市东海大学)

  记得我刚刚收到这封甘肃来信时曾反复想过,写信的这个人,究竟是我们记忆中的哪一个?是那个能言善辩、怪招迭出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还是那个长得极像我们学院工宣队头头的瘦个子青年,或是另一个我当时没有注意的人?他本来完全可以不写这样一封信来,但他写了,而且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是他的勇敢,但对我们全家来说,他的来信,以及爸爸对他的原谅,却是对灾难岁月的另一番承受。当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现在要重新唤起并立即抹去那番承受,无异于一场心理苦役,分量与以前的承受一样重,就像把一副重担原路挑回。这是渗透到家门里的事,信封内的事,老人床边的事,其间的隐痛难以描述。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承受,我对于震动海内外华文读书界的“石一歌”事件也没有起诉。

  “石一歌”事件发展的最高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鲁迅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余秋雨与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文章在无限上纲的声调中,不小心也泄漏了一点实情,例如,那个教材编写组确实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只在第一年去过,而且,在我离开很久之后才有其中个别人开始写一些跟风文章。读遍全文,没有提到署名“石一歌”的哪篇文章、哪句话、哪个字,出于我的手笔,但居然用了这么一个标题。文章还故弄玄虚地说,有关证据刊登在香港的《明报月刊》。我托香港朋友查证,没有;再问《明报月刊》编辑部,还是没有。显然,这是欺侮大陆读者读不到《明报月刊》。

  这个骗局本来很容易通过法律手段来揭穿,但我想到爸爸的人生态度,还是没有起诉。

  已经决定不起诉的事情,对方再闹,我也不会改变主意。从北京余某和上海《文学报》挑起“石一歌”事件至今已经整整五年,我知道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见缝插针、巨细无遗地排查我在“文革”期间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据说把十年间的每一个月都排了个遍,更没有放过北大胡传的所谓多少篇文章。凭良心说,全中国知识界有几个人经得起这样排查?但是,排查我的结果如何,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52书库推荐浏览: 余秋雨